在逃離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推進的前線之前,巴羅伊在伊拉克南部摩蘇爾(Mosul)薩拉姆(Salam)醫院的深切治療病房擔任專科護士。2014年6月,當激進組織攻佔了他們的家鄉,他及家人向北逃亡至75公里遠的達霍克(Dohuk)市。
薩達是由反政府的胡塞(Houthi)軍隊所控制的地區,幾乎每天都受到聯軍的空襲。這些空襲很多時都十分接近我們的設施,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爆炸的威力。不論晝夜,我都會聽到戰機、爆炸和空襲的聲音。有一次,我還看到附近一棟建築物在遭受轟炸後冒出灰塵和煙霧。聽到和目擊炸彈就在附近爆炸,確實令人產生很大壓力,但我們必須集中精神工作。
埃查比(Nora Echaibi)是一名無國界醫生的護士。她自2015年4月開始在也門的亞丁(Aden)、薩那(Sana’a)、加泰拜(Qataba)、達利 (Ad-Dhale)工作,現在在塔伊茲鎮(Taiz)工作。 自去年9月起,我們一直努力嘗試,卻仍無法進入在塔伊茲鎮(Taiz)裡現時被安薩盧拉(Ansarallah,即胡塞)圍困的地區,以提供醫療護理支援。我們在周日(1月3日)做了今年的第一次嘗試,也是我們第一次沒有帶著物資的嘗試。
星期六凌晨昆都士創傷醫院被系列轟炸擊中時,無國界醫生的護士傑克斯(Lajos Zoltan Jecs)正在現場,他描述了自己的經歷: 「絕對是可怕的經歷。」 我當時正睡在我們設在醫院內的安全房裡。凌晨2時左右,我被附近一個巨大的爆炸聲驚醒。起初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在過去的一星期,我們都聽到過爆炸聲,但往往是在遠處發生。這次不同,距離近,聲音大。 一開始現場混亂,灰塵四處飛揚。
我在無國界醫生(香港)聽過為期3天的簡介後出發,來到伊斯蘭堡(Islamabad)機場時已是6月3日。看見環境忽然轉換,變成天氣潮濕、人們服飾風格相同的景象,實在是一次新奇的經歷。在入境關卡排隊等了一段時間後,一位無國界醫生員工帶我上車。司機給我一部手機,讓我未來6個月使用。他還給我當日簡介的流程。這是我第一次在無國界醫生以護士隊主管的身份,參與在下迪爾(Lower Dir)蒂默加拉(Timergara)的項目。我從未如此興奮! 到達住處後,我休息了一會,然後跟其他救援人員一起吃午飯。
在伊波拉治療中心內,區域嚴格地被劃分為高風險區,低風險區及外圍地帶,即未知風險區。只有醫護人員及認可的後勤支援人員方可進入高風險區內工作。每次進入,都必需穿上全套保護裝備及嚴格遵守防感染措施。一套完整的保護裝備包括外科手術衣及褲子、膠靴、兩對手套、口罩、頭套、圍裙、護目鏡及那件密不透風的保護衣,但這套保護裝備的真正重量卻遠不止於此。
在分流站的案頭上,放有一本分流記錄册,記載了所有求診者的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和年齡等等,當中最重要化驗結果的一欄會先留空,待結果公佈後,才會把它填上。 記得有一天,外展同事為我帶來了六個病人,分別是一個成人和五個小孩,最小的只有四歲,坐在姐姐的大腿上,口中還含着糖果,還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都是來自同一個家庭,因家裡有人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而他們跟死者同住,更於喪禮時曾接觸過遺體,所以受感染的機會非常高。
在伊波拉治療中心內,醫療團隊主要在分流站、疑似個案區和確診個案區內工作。我因有急症分流的經驗,所以順理成章地被調派到分流站。分流站是整個治療中心的最前缐,主要工作就像查案一樣,在眾多的求診者當中分辨出誰是疑似個案,好使能給予即時的隔離及檢查,更斷絕其他人受其感染的可能性。 我的團隊會藉著求診者的病況,生命表徵以及由求診者或其家屬所提供的接觸史、居住地、住院紀錄及職業等資料,去判斷求診者受感染的風險,以及有否需要接收入疑似個案區內作抽血化驗。
朋友問:「今次是甚麼項目?」我答:「伊波拉。」朋友再問:「甚麼?伊波拉?!你說笑吧!」我再答:「沒有說笑,是西非利比里亞的伊波拉項目。」接著,大家就會靜默了數秒........朋友打破了沈默的道:「死亡率最高可達九成,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答:「我會。」以上的情景,在我出發到利比里亞前經常發生。我很感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

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