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哥倫比亞在2016年11月結束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長達50年的衝突,這個國家仍然要面對許多挑戰。其他武裝團體和犯罪集團仍然活躍。貧窮和缺乏政府管治,令城市中的某些角落淪為暴力的溫床,對人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嚴重後果。 無國界醫生自2014年起在海港城市布埃納文圖拉(Buenaventura)和聖安德烈斯德圖馬科(San Andrés de Tumaco),向暴力受害者提供身心健康護理。
登格醫生(Dr. Tor Deng)是南蘇丹一位普通科醫生,在位於蘇丹和南蘇丹之間的特別行政區阿卜耶伊(Abyei),為無國界醫生工作。他從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一所醫學院畢業後,決心回到家鄉阿卜耶伊。他與我們分享在無國界醫生阿哥克(Agok)醫院進行的愛滋病 / 結核病計劃當中,有何挑戰及其成功之處。 我從醫學院畢業後,於2016年1月加入無國界醫生。這樣可以讓我更投入地幫助我的家鄉阿卜耶伊的人。
我之前在香港的急症室工作,有時會聽到朋友形容那裡宛如「戰場」。那時我會笑著認同他們。 我從未知道那時我有多錯。 在香港,我可能會為呼吸困難的老年男人診症,也可能會見到腹痛的年輕男人;我亦可能會見到懷孕初期陰道出血的少婦,或是發燒和流鼻水的小孩。 目前,我在伊拉克工作了不到一周,好像每個病人的身體都總有殘缺,而很多人亦失去了家人。我有一個老年病人,他在一次爆炸中受傷,失去右臂。
深夜,醫院接收了一個受槍傷的病人,需要進行緊急手術。在博爾,由電力供應到手術袍、儀器等手術前的大小準備都需要親力親為。燃料在戰時一般都很缺乏,燃料價格居高不下。在這裡做手術時戴著頭燈是很基本的,因為這裡隨時停電,你的頭燈絕對有助化險為夷。 那晚趕回醫院前,我們的後勤人員成功買到電油,我們把電油倒進發電機並拉動它。當晚我們亦沒有清潔人員,護士唯有幫手清理手術室。我們亦發現沒有我們所需的已消毒用具,所以我們要在無國界醫生的規程裡,找出快速消毒用具的方法。好不容易做完手術,但工作尚未完成。
在博爾(Bor)的日子,身高的確為我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挑戰 。 甫下機抵達首都朱巴 (Juba) ,南蘇丹入境櫃台人員根本不相信我的年紀,以為我只是個15歲的女生。這也很難怪吧,據說,南蘇丹其中一個部族丁卡族(Dinka),不論男女,族人平均身高約1.8米。而我?相對於他們,個子小得根本沒人相信我是成年人,入境處人員死都不讓我過關。最後足足花了兩個小時,他們才證明到我的護照不是偽造的,我才能順利入境。 博爾位於南蘇丹首都朱巴的東北面。
三個月在南蘇丹博爾的救援任務,我沒看過一位病人,甚或是他/她們的家人們,流下過一滴眼淚。 一個孕婦懷著她的第二胎來到醫院。她的情況很危急──她作動了半天才起行前來,當她來到這裡時,已是作動第三日,她痛得很厲害,連聲音也顫抖。她血壓低,並且脫水,需要接受搶救及緊急剖腹生產。我們立即迅速回應,發電機燃料、手術工具等一切立即準備就緒,然後隨即為她進行剖腹生產。當我把嬰兒拿出來時,手術室內所有人都眉頭深鎖。嬰兒發藍,沒有哭叫,即是說他嚴重缺氧。在博爾這裡沒有新生嬰兒的深切治療病房,但我們還是要盡能力搶救。
「醫生,醫生!請立即前來。」 當我跳出停泊在辦公室前的無國界醫生專車時,我們的護士長特雷莎(Mama Teresa)秒速捉實我的手。「來,來!」她催促著我。 我們趕進病房,那裡躺著一個不省人事的小男孩。站在他身旁的是一個十多歲的小伙子,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他穿著一對拖鞋,雙腳滿是泥濘和血。他以焦急的眼神凝視著我們。 那小男孩看來大約五至六歲。他雙眼緊閉,十分緩慢地呼吸著,像是睡著了一樣,但無法喚醒他。
來自美國的陳醫生(Theresa Chan)正在柬埔寨金邊的無國界醫生肝炎診所工作。她於網誌裡記下一名病人因丙型肝炎而引發併發症,而當地缺乏護理服務令其情況更為嚴重。 我剛到丙型肝炎診所工作才幾天,一名病人獲緊急分流去接受醫生診斷。他由子女攙扶,徒步來到診所這裡。 他眼神失焦,眼白發黃。
因應伊拉克戰事造成龐大醫療需要,無國界醫生於今年2月16日在摩蘇爾南面一條村落,新開了一間創傷醫院,至今已接收了超過1,296名病人,當中近半是婦女(261人)和15歲以下的兒童(395人)。惠托爾(Jonathan Whittall)早前到這間醫院參與救援項目約三星期,以下是他講述他的伊拉克同事和國際救援人員團隊的工作情況及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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