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起,接近60萬名來自緬甸的羅興亞難民越過邊境到孟加拉,以逃離暴力。克羅斯醫生(Dr. Ian Cross)在這段時間於無國界醫生的診所治理難民。他遇上了一個很特別的病人。 在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爾區(Cox’s Bazar)無國界醫生位於庫圖巴朗(Kutupalong)的醫療設施內,一個瘦削的10歲女孩正躺在陰暗房間內的一張病床上,她的情況顯然並不大好。在緬甸若開邦的衝突近日升級後,女孩隨家人在11日前逃難越境。她因為脊柱肌肉疼痛抽搐而拱起背部、咬緊牙關,且四肢僵硬,因而需要留醫。
懷特(Kate White),無國界醫生駐孟加拉緊急醫療項目統籌  「目前,數十萬人擠在一個狹長的半島內,試圖找到他們能夠尋求的庇護。它本質上是一個龐大的農村貧民窟 – 也是可想像的最差的貧民窟之一。 這裡幾乎沒有廁所,所以人們試著把自己的塑料布系在四根竹竿上充當廁所。但是除了下面的河流之外,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接收他們的垃圾。在這條河流的10米之外,其他人在收集飲用水。這具備了引發一場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所有因素。
韋達莎醫生(Dr. Natasha Reyes),緊急救援支援組經理 第一件讓我感到詫異的事,就是親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武裝分子對馬拉維(Marawi)市攻擊行動的規模之大。 自從危機開始後,已有36 萬人流離失所,而激烈戰鬥則進入了第五個月,這同樣是前所未見的。這為菲律賓棉蘭老島(Mindanao)地區帶來全新且持續的人道需要。
儘管哥倫比亞在2016年11月結束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長達50年的衝突,這個國家仍然要面對許多挑戰。其他武裝團體和犯罪集團仍然活躍。貧窮和缺乏政府管治,令城市中的某些角落淪為暴力的溫床,對人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嚴重後果。 無國界醫生自2014年起在海港城市布埃納文圖拉(Buenaventura)和聖安德烈斯德圖馬科(San Andrés de Tumaco),向暴力受害者提供身心健康護理。
登格醫生(Dr. Tor Deng)是南蘇丹一位普通科醫生,在位於蘇丹和南蘇丹之間的特別行政區阿卜耶伊(Abyei),為無國界醫生工作。他從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一所醫學院畢業後,決心回到家鄉阿卜耶伊。他與我們分享在無國界醫生阿哥克(Agok)醫院進行的愛滋病 / 結核病計劃當中,有何挑戰及其成功之處。 我從醫學院畢業後,於2016年1月加入無國界醫生。這樣可以讓我更投入地幫助我的家鄉阿卜耶伊的人。
我之前在香港的急症室工作,有時會聽到朋友形容那裡宛如「戰場」。那時我會笑著認同他們。 我從未知道那時我有多錯。 在香港,我可能會為呼吸困難的老年男人診症,也可能會見到腹痛的年輕男人;我亦可能會見到懷孕初期陰道出血的少婦,或是發燒和流鼻水的小孩。 目前,我在伊拉克工作了不到一周,好像每個病人的身體都總有殘缺,而很多人亦失去了家人。我有一個老年病人,他在一次爆炸中受傷,失去右臂。
深夜,醫院接收了一個受槍傷的病人,需要進行緊急手術。在博爾,由電力供應到手術袍、儀器等手術前的大小準備都需要親力親為。燃料在戰時一般都很缺乏,燃料價格居高不下。在這裡做手術時戴著頭燈是很基本的,因為這裡隨時停電,你的頭燈絕對有助化險為夷。 那晚趕回醫院前,我們的後勤人員成功買到電油,我們把電油倒進發電機並拉動它。當晚我們亦沒有清潔人員,護士唯有幫手清理手術室。我們亦發現沒有我們所需的已消毒用具,所以我們要在無國界醫生的規程裡,找出快速消毒用具的方法。好不容易做完手術,但工作尚未完成。
在博爾(Bor)的日子,身高的確為我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挑戰 。 甫下機抵達首都朱巴 (Juba) ,南蘇丹入境櫃台人員根本不相信我的年紀,以為我只是個15歲的女生。這也很難怪吧,據說,南蘇丹其中一個部族丁卡族(Dinka),不論男女,族人平均身高約1.8米。而我?相對於他們,個子小得根本沒人相信我是成年人,入境處人員死都不讓我過關。最後足足花了兩個小時,他們才證明到我的護照不是偽造的,我才能順利入境。 博爾位於南蘇丹首都朱巴的東北面。
三個月在南蘇丹博爾的救援任務,我沒看過一位病人,甚或是他/她們的家人們,流下過一滴眼淚。 一個孕婦懷著她的第二胎來到醫院。她的情況很危急──她作動了半天才起行前來,當她來到這裡時,已是作動第三日,她痛得很厲害,連聲音也顫抖。她血壓低,並且脫水,需要接受搶救及緊急剖腹生產。我們立即迅速回應,發電機燃料、手術工具等一切立即準備就緒,然後隨即為她進行剖腹生產。當我把嬰兒拿出來時,手術室內所有人都眉頭深鎖。嬰兒發藍,沒有哭叫,即是說他嚴重缺氧。在博爾這裡沒有新生嬰兒的深切治療病房,但我們還是要盡能力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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