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hur PANG TC's blog

九月十日，我在達爾富爾接近兩星期。這天我休假，但在不大安全的地方工作，有時總要犧牲一些自由，結果我差不多整天都留在營地裏。這天天氣很好，我花了一些時間，細閱一本有關盧安達種族屠殺的自傳，並慶幸這天沒有收到緊急電話，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 接近傍晚時分，有人建議看日落。於是，我們登上利雅難民營後面的一座小山丘，山丘的對面是一個山谷，那裏有一大片綠色草原和耕地，可看到完成一天工作，或運送食水和執拾柴枝的人們，正騎著驢子或徒步回家。 終於，太陽完全消失於地平線上。

九月七日，湛藍的夜空，掛上一輪新月，我終於可以看到達爾富爾的晚星。 燈光會吸引昆蟲，所以晚飯後，我們總會關掉燈泡，燃點蠟燭。望著那燃燒得很快的蠟燭，我陷入了沈思。閃爍的火光，逐漸變得愈來愈弱，最後熄滅，猶如人的生命。此刻，我正想念著家中已年過七十的母親。然後，衛星電話響起。 「無國界醫生」在哈比拉的外科醫生來電。他們接收了一個五十歲、腸道梗塞的病人。我在電話中和他討論了那病人的情況，例如病人是否有生命危險、能否抵受得了五小時從哈比拉到埃朱奈納的車程、及有否為他進行手術的可能性。

我在達爾富爾的第七日。 在當地，婦女在家分娩是十分普遍的事，而且很多時候都沒有傳統的接生婦在場，因此有時會出現分娩困難或其他複雜情況，但這些病人，不少都是最遲一刻，才去到我們的診所。因此，我們經常鼓勵婦女們來到診所，在傳統接生婦的協助下分娩，以便一旦出現難產情況，醫療隊伍的助產士可立即提供協助。不過，世事有時總不會如想像中順利。 這天，一名曾剖腹產子的孕婦陣痛，我們於是把她送到醫院。

九月三日，我在達爾富爾參與「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的第四天。下午時分，來了一場暴風雨，持續超過半小時。有些人躲進房內，我便留在營地負責看守。暴風雨過後，「無國界醫生」設於難民營週邊的診所來電，指診所部分屋頂被摧毀，於是我們立即驅車前往瞭解。 一路上，只見當地人如常作業，小孩在街上跑來跑去，猶如數分鐘前甚麼也沒發生。若是香港遇著那樣的暴風雨，天文台定必掛起黑色暴雨警告。

在達爾富爾，一天的工作很早便開始。大家早上七時便起床，理論上，每天工作至下午四時，但大部分無國界醫生的國際救援人員都會在辦事處工作至黃昏，當我們返回住宿營地，通常已經是晚上七時。 營地裏的生活，沒有電視，沒有上網，電台也沒有英文頻道節目。晚上我們會用街市買到的有限材料，煮出一頓「豐富」晚餐。我們經常可以吃到米飯、薯仔和麵包，有時候，甚至可從當地商店買到意粉。肉類則以雞和牛為主，但這裏的雞隻都骨瘦如柴，因此不難想象，雞蛋都十分細小。這裏沒有太多綠色蔬菜供應，主要吃蕃茄和茄子。

八月三十一日，早上五時左右，遠處的回教寺院，傳來伊斯蘭教徒們的頌禱聲，喚醒了我。這將成為我未來數星期的起床提示。 我在達爾富爾的第一個工作天早上，有茶或咖啡，和當地麵包配上外國果醬，作為早飯。我著實不能再等，心裏只希望可以立即到設於難民營的無國界醫生診所一看，看看營內難民的狀況。 畢竟，達爾富爾這地方，與國內難民這個辭彙，似乎暫時仍不可分離。 「達爾」（Dar）一字，在當地解作故鄉，達爾富爾（Darfur）意即「富爾」族的故鄉。

八月三十日，我再次來到喀土穆的國際機場，準備飛往達爾富爾的埃朱奈納，除了那位挪威護士，還有一位同樣前往埃朱奈納的助產士，及一位在喀土穆休假過後，將到哈比拉參與救援工作的外籍醫生。我們在早上八時前便到達機場，那是我第一次看清楚機場的面貌和周遭環境。 街上很多人正趕著上班、上學，公共巴士擠滿了乘客，隨處停下來讓乘客上落。在機場的週邊，可看到一堆堆生了鐵銹的金屬、舊飛機的殘骸，不禁令人奇怪，究竟這些飛機是意外中撞毀，抑或只是退役後被拆除。

無國界醫生於蘇丹達爾富爾的工作 無國界醫生自零三年十二月，開始在位於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展開緊急醫療援助工作，目前約有一百八十名國際志願人員及三千名當地員工，分別在達爾富爾地區內三十二個地點提供服務，包括在當地的國內難民營設立診所，及提供食水，又在當地的醫院內設立手術室、培訓工作人員、提供外科護理及管理急症室，醫療隊伍的醫生和護士並會為當地營養不良的兒童，進行營養治療。 此外，無國界醫生在達爾富爾西部，更設有專門為婦女提供的醫療服務，並透過流動診所，盡量接觸四處流徙、逃避襲擊的社群。

這是我首次跟無國界醫生在湖北省襄樊市的愛滋病項目工作。無國界醫生和有關方面在二零零三年五月聯手推行此項目。診所會為愛滋病患者提供逆轉錄病毒治療，並處理因感染愛滋病病毒引發的各種炎症。 在診症中，有兩個個案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莙在一九九七年進行剖腹生產，在接受輸血時受到愛滋病病毒感染。她的孩子在一次意外中淹死。她的親人拒絕和她一起吃飯，害怕受到傳染；她也基於同樣原因逃避自己的丈夫。幸運的是她的丈夫給予她極大的鼓勵。但不幸的是，他們的第二個女兒證實染上了愛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