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8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任務,目的地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南基伍省(South Kivu)。我將在那裡逗留3個月,主要負責培訓當地醫生,提升他們的外科專業技術。 情況有點奇怪。對我來說,這一切好像例行公事,我對出發前往救援任務並不感到興奮。可能我需要一些啟發,讓我有更強的意志和動力,幫助那些我在生命旅程中遇到的有需要的人。但願我在未來3個月裡,能夠找到這渴望已久的靈感和啟發。 說到剛果民主共和國,你們可能會感到驚訝。
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杰曼,走在街上,要找到婦女的蹤影,並不容易。縱然給你找到,她身旁總會有位男性親戚伴隨,並且戴上了面紗,看不見她的容貎。她們通常都守在家裡,不能隨便到醫院檢查,也難以知悉原來無國界醫生有一間可以提供產前檢查和接生服務的診所就在附近。
三個月前收到第二次任務通知,地點是南蘇丹尼羅河邊一個小城市邁盧特(Mellut);職位是基地後勤。這是一個小規模的緊急項目,主要工作是在難民營開設診所,提供初级醫療護理(Primary Health Care)。 項目上許多後勤設備都不符合無國界醫生的標準,日常管理亦亂七八糟。電力方面,没有配電箱、漏電保護斷電器和接地;水利衛生方面, 没有污水處理系統和廢品處理系統;發動機和汽車方面,没有定期保養和零件存貨。這些問題讓我每天都提心吊膽,總覺得隨時會出現大問題,就像手握多個計時炸彈一樣。
在伊波拉治療中心內,區域嚴格地被劃分為高風險區,低風險區及外圍地帶,即未知風險區。只有醫護人員及認可的後勤支援人員方可進入高風險區內工作。每次進入,都必需穿上全套保護裝備及嚴格遵守防感染措施。一套完整的保護裝備包括外科手術衣及褲子、膠靴、兩對手套、口罩、頭套、圍裙、護目鏡及那件密不透風的保護衣,但這套保護裝備的真正重量卻遠不止於此。
在分流站的案頭上,放有一本分流記錄册,記載了所有求診者的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和年齡等等,當中最重要化驗結果的一欄會先留空,待結果公佈後,才會把它填上。 記得有一天,外展同事為我帶來了六個病人,分別是一個成人和五個小孩,最小的只有四歲,坐在姐姐的大腿上,口中還含着糖果,還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都是來自同一個家庭,因家裡有人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而他們跟死者同住,更於喪禮時曾接觸過遺體,所以受感染的機會非常高。
在伊波拉治療中心內,醫療團隊主要在分流站、疑似個案區和確診個案區內工作。我因有急症分流的經驗,所以順理成章地被調派到分流站。分流站是整個治療中心的最前缐,主要工作就像查案一樣,在眾多的求診者當中分辨出誰是疑似個案,好使能給予即時的隔離及檢查,更斷絕其他人受其感染的可能性。 我的團隊會藉著求診者的病況,生命表徵以及由求診者或其家屬所提供的接觸史、居住地、住院紀錄及職業等資料,去判斷求診者受感染的風險,以及有否需要接收入疑似個案區內作抽血化驗。
朋友問:「今次是甚麼項目?」我答:「伊波拉。」朋友再問:「甚麼?伊波拉?!你說笑吧!」我再答:「沒有說笑,是西非利比里亞的伊波拉項目。」接著,大家就會靜默了數秒........朋友打破了沈默的道:「死亡率最高可達九成,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答:「我會。」以上的情景,在我出發到利比里亞前經常發生。我很感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
2013年11月28日,航機在寒冷的秋夜降落到頓涅茨克(Donetsk)國際機場。從伊斯坦布爾上機到來的人當中,我顯得很奇怪,他們說的語言對我而言十分陌生,後來證明了語言不通為我的工作造成了一些阻礙。頓涅茨克被稱為「玫瑰之都」,是烏克蘭的工業城市,於1869年由威爾士商創立。城市位於頓涅茨克州中央,卡利米鳥斯河,也是專業球會頓涅茨克礦工(Shakthtar Donetsk)的主場。
從小就喜歡中秋節,所以早已預備了月餅、蠟燭、還有可愛的兔子燈籠,準備跟同事應一應節。我的同事來自歐洲丶北美洲和非洲,大都不太認識中國的傳統節日,我也可籍此機會弘揚一下中國文化。當聊到中秋節有句說話叫作人月兩團圓的時候,大家都有些感慨。對,我們都是一班離開自己熟悉家園,離開家人,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作前線救援的人。在救援過程中,結果很多時都未能盡如人意。當遇上沮喪氣餒的時候,人在外地,說不想家的溫暖,是騙人的吧!我還記得當同事和他兩個女兒作視像對話時,他那嘴角所含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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