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流站的案頭上,放有一本分流記錄册,記載了所有求診者的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和年齡等等,當中最重要化驗結果的一欄會先留空,待結果公佈後,才會把它填上。 記得有一天,外展同事為我帶來了六個病人,分別是一個成人和五個小孩,最小的只有四歲,坐在姐姐的大腿上,口中還含着糖果,還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都是來自同一個家庭,因家裡有人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而他們跟死者同住,更於喪禮時曾接觸過遺體,所以受感染的機會非常高。
在伊波拉治療中心內,醫療團隊主要在分流站、疑似個案區和確診個案區內工作。我因有急症分流的經驗,所以順理成章地被調派到分流站。分流站是整個治療中心的最前缐,主要工作就像查案一樣,在眾多的求診者當中分辨出誰是疑似個案,好使能給予即時的隔離及檢查,更斷絕其他人受其感染的可能性。 我的團隊會藉著求診者的病況,生命表徵以及由求診者或其家屬所提供的接觸史、居住地、住院紀錄及職業等資料,去判斷求診者受感染的風險,以及有否需要接收入疑似個案區內作抽血化驗。
朋友問:「今次是甚麼項目?」我答:「伊波拉。」朋友再問:「甚麼?伊波拉?!你說笑吧!」我再答:「沒有說笑,是西非利比里亞的伊波拉項目。」接著,大家就會靜默了數秒........朋友打破了沈默的道:「死亡率最高可達九成,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答:「我會。」以上的情景,在我出發到利比里亞前經常發生。我很感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
2013年11月28日,航機在寒冷的秋夜降落到頓涅茨克(Donetsk)國際機場。從伊斯坦布爾上機到來的人當中,我顯得很奇怪,他們說的語言對我而言十分陌生,後來證明了語言不通為我的工作造成了一些阻礙。頓涅茨克被稱為「玫瑰之都」,是烏克蘭的工業城市,於1869年由威爾士商創立。城市位於頓涅茨克州中央,卡利米鳥斯河,也是專業球會頓涅茨克礦工(Shakthtar Donetsk)的主場。
從小就喜歡中秋節,所以早已預備了月餅、蠟燭、還有可愛的兔子燈籠,準備跟同事應一應節。我的同事來自歐洲丶北美洲和非洲,大都不太認識中國的傳統節日,我也可籍此機會弘揚一下中國文化。當聊到中秋節有句說話叫作人月兩團圓的時候,大家都有些感慨。對,我們都是一班離開自己熟悉家園,離開家人,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作前線救援的人。在救援過程中,結果很多時都未能盡如人意。當遇上沮喪氣餒的時候,人在外地,說不想家的溫暖,是騙人的吧!我還記得當同事和他兩個女兒作視像對話時,他那嘴角所含的笑意。
© Akin  Chan
那位因觸電而失去雙臂的十二歲男孩(我稱他為「小天使」,折翼天使!),經過多次的傷口護理手術,最後我們終於成功替他進行了皮膚移植手術。 睡在他對面的病床,是另外一位只有十歲但已經很會下廚的男孩(故此就稱他為「小廚神」吧!)。他比「小天使」更早被送到我們的醫院。他家住在巴基斯坦接壤阿富汗的地區,是一處滿布戰火之地。意外發生時,他正拖著家中的山羊到曠野遊玩。不幸地,山羊踏中了早早埋下的地雷。他的左手至前臂被炸得皮開肉綻。
作為項目裡,甚至是整個地區,唯一的外科醫生,當我開始工作後,就需要24/7候召。24/7是指一天24小時,一星期7天,即代表我在項目時,所有時間都是候召。接替我的外科醫生到達時,我在博桑戈阿過了75天,連續候召了1,800小時。 每個候召的人都知道,你要比平常更為警覺。無線對講機的聲音或醫院內的任何話語,你都要警覺,並會有「是否找我?」的感覺。所以要在前線入睡是困難的,更不要提非洲的高溫和附近的噪音。
© Chiu Cheuk Pong
「轟」急症室外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半分鐘後已有人報訊,說是交通意外,離醫院非常近,還來不及準備,傷者已到了。 一個男傷者在數位親友的參扶下,蹣跚的走到床邊,血流披面。同事熟練的替病人接上氧氣,開通靜脈輸液。數分鐘後,病人意識下降並伴隨抽搐及大量吐血。看著抽吸器內的容量不斷上升及地上的斑斑血跡,心中不禁涼了一截,當下只有一個想法就是這個病人需要被轉介到設備較完善的醫院,因我們這裡位處邊界,設備簡陋,沒有外科,更遑論腦外科、深切治療及放射檢查等。
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後勤人員,可以在一天之內以帳篷和簡單的物資建好幾個病房。當然這不代表我們每天都在起病房,至少在我現時的任務當中,由於不是緊急項目,而我們在這個國家的工作有更長遠的目標,所以起病房不是我們每天的工作。 我們在2004年離開了這裡,2009年又回到這裡工作。很高興我們正向更多人提供更好、更多元化的醫療援助。我們現時在阿富汗有4個主要項目,分別位於4個不同的地方:喀布爾、昆都士、霍斯特和赫爾曼德,而我們的醫院包括創傷中心、婦產科醫院,還有地區和省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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