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半島最貧窮的國家,超過1,300 名愛滋病感染者正接受抗愛滋病治療(antiretroviral  ARV treatment),其中約一半的人位於首都薩那。伴隨2015年3月戰爭爆發,確保病人持續治療是關鍵挑戰。
 
艾阿利米醫生 (Dr Abdulfattah Al-Alimi)
無國界醫生也門愛滋病項目的項目統籌兼醫療隊長
 
3月26日約凌晨1點,轟炸開始在也門展開。遍及整個國家。不只是首都薩那,還在薩達(Sa’ada)、阿姆蘭(Amran) 、哈杰(Hajjah )、扎萊(Al Dhale’)省。對於在也門的愛滋病感染者來說,他們不只面對戰爭的恐懼,也面對要中斷抗病毒治療的恐慌。首次轟炸發生後的數天,很多人來到在古姆胡里(Al-Gumhuri)醫院的愛滋病診所取藥,這是你在薩那唯一可以獲得抗愛滋病治療藥物的地方,無國界醫生自2010年開始斷斷續續在此工作。許多人也正計劃要回到家鄉,以尋找安全棲身的地方。
 
當反對總統的示威演變成衝突,使薩那市一分為二時,我們立刻啟動根據2011年經驗、為應付薩那市危急情況而制訂的應急計畫,為所有無法前往診所的人提供抗愛滋病藥物。再者,鑑於該國動盪不安,我們已經在2014年採取許多措施,確保正接受治療的人們不會中斷治療,例如我們定時告知他們當緊急情況時該如何應對、更新所有病人的資料、向住在最不穩定地區的病人提供足夠兩個月服用的藥物,並加強我們抗病毒藥物的儲備。
 
當3月26日衝突升級時,我們開始打電話給由愛滋病感染者與病人組成的不同協會,以弄清楚他們的狀況,是否能前往診所取藥。首先,我們打給據我們所知住在最不穩定省分的病人,如薩達、扎萊、哈杰省與亞丁;接著打給住在首都最艱難的地區的人;第三,打給已預約在未來數月到診所取藥的人。4月初,當時在薩那接受治療的773人中,我們已經設法聯繫到745人。在各個愛滋病協會與國際移民組織的協助下,我們得以找到許多沒有回覆的病人。
 
接著我們開始向所有病人,都提供夠兩個月治療用的藥物。許多人能夠自己前往診所取藥,但其餘的則有很多人因戰事、欠缺燃料或路費而無法前往取藥。所以我們尋找接觸他們的最佳方式,並給予治療藥物。阿卜杜勒巴耶(Abdulbaset)是一位負責藥房的護士,與我一起前往許多地方分派藥物,有時我們的人身安全甚至會受到威脅;舉例來說,鄰近軍事設施的地點,就會經常被空襲。此外,阿卜杜勒巴耶以及各個愛滋病病人協會的成員,也會騎著摩托車到薩那村外的偏遠村落派發藥物。
 
此外,接受治療的人會有我們的電話號碼,所以他們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們,以解決任何疑慮。不過因為電力短缺和電信系統受攻擊,即使是講電話,有時也不容易。
 
除了在薩那的這間診所之外,國內還有其他4間發放抗愛滋病治療藥物的診所。無國界醫生自5月開始支援它們,寄送足夠兩個月供應的治療藥物補給予每間診所。那並不總是容易。舉例來說,藥物曾於亞丁的某個檢查點受阻2星期。
 
當戰爭持續,前往某些診所變得更困難,我們於是進一步的給病人足夠使用到年底的藥物。現在,我們正在所有國內愛滋病治療診所如此做,故我們正向所有病人提供藥物。我們已向預約於11月或之前要到診所取藥的人派發藥物,所以這工作已進行到最後階段。
 
我們也處理機會性感染,最常見的包括有結核病、肺炎、腹瀉與念珠菌病。我們治療這些來到古姆胡里醫院的人,且向其他愛滋病治療診所提供藥物。此外,我們確保所有國內愛滋病治療診所,都有治療愛滋病所必需的檢驗試劑。
 
在也門,愛滋病的汙名非常嚴重。愛滋病感染者持續受到歧視,歧視甚至來自不了解此疾病的醫療人員。當我還在研讀藥學的時候,一位朋友的兄弟孤獨的在家死亡,沒有任何醫療護理,只因他有感染了愛滋病毒。我當時就決定,我要努力改變這樣的情況。
 
目前的戰爭,讓我看到許多愛滋病感染者面對的艱難情況。例如有人冒生命危險,從其中一個戰事最激烈的省分抵達薩那的診所後,在回家途中於檢查點被發現攜帶愛滋病藥物而被控走私,坐牢兩星期。我也記得一名婦女,因為無法前往診所,開始服用半片藥片以取代整片藥片,並只隔天服用,讓她不需要完全停止療程。
 
為了在此非常時刻支援愛滋病病人,我們發起了一個叫做 "受保"(‘Be-Insured’)的計畫,由各個愛滋病協會的負責人,打電話給病人確認他們的健康狀況、藥物存貨、心理與經濟狀況。然後,我們的隊伍會提供心理支援給有需要的人。
 
最後,這是我們的工作與責任:找方法讓所有人都不需要因戰爭而中斷治療。這是我的國家的艱難時刻,但我們也正嘗試不要讓感染者因此而過得更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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