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滿嫦(無國界醫生(國際)主席)、保羅‧法默(Partners in Health 共同創辦人、哈佛醫學院全球健康與社會醫療教授、布利根婦女醫院全球衞生平等處處長)
 
儘管任何人都有機會感染結核病,但大部分被結核病折磨的病人都是居住在難民營,貧民窟和監獄等地方、被邊緣化和弱勢的人們。這個事實能用作解釋為何在2016年有1,040萬人罹患該疾病。
 
在一個創新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對於今年仍將有近200萬人因為太貧窮無法負擔醫療開支而死於肺結核,實在令人感到可恥。事實上,結核病能繼續奪去性命的理由很簡單:人們的漠不關心。
 
這種冷漠是源於一種致命的錯覺:結核病是一種舊時代的疾病──就算2016年有1,040萬人感染結核病,這種錯覺仍然存在。結核病患者通常沒有能力喚起全世界的關注。儘管任何人都有機會感染結核病,但大部分被結核並折磨著的病人都是住在難民營,貧民窟和監獄等地方、被邊緣化和弱勢的人群。
 
另一個錯覺是,就算結核病不斷變種,我們仍以為有大量治療方法。但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對人類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被形容為「有翅膀的伊波拉」:這兩種病原體的死亡率相近,但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是透過空氣傳播的,更容易擴散。目前能治療此病的方法,包括一種藥效可維持兩年的毒性藥物方案,當中部分藥劑需要每日注射,對病人造成痛苦。
 
幾十年來,結核病的治療方法幾乎沒有進展,相較愛滋病毒/愛滋病和丙型肝炎方面的研究和開發上持續取得成果,有關結核病的研發正遠遠落後。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貌。最近的四年裡,結核病的護理本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在距離上一款結核病藥物問世的50年後,貝達喹啉(Bedaquiline)及德拉馬尼(Delamanid)兩種新的藥物接連獲得認可。這本應是對抗結核病的歷史性時刻,尤其是對於有抗藥性的病人而言。
 
人們可能期望衞生部門、醫療護理提供者、標準制定機構、保險公司和製造商的多方合作,能火速幫助最需要這些新藥的患者。但這些期望並沒有在現實中出現。
 
相反,這些新藥大多都被儲存在倉庫貨架上,堆積了灰塵。從它們獲得使用許可後始,僅有微不足道的5%病人能從中得益,特別是德拉馬尼(Delamanid),其最新數據令人震驚。四年過去了,全球卻只有1,247名患者接受過該藥物的治療。
 
我們會知道這些,是因為這些患者中有很多人都在我們項目、以及在無國界醫生與衞生界合作夥伴不斷推動註冊和採用新藥的國家接受治療。在國際藥品採購機制(UNITAID)的支持下──它將資金從一項航空稅,轉移到解決困擾窮人的被忽略的健康問題上──我們發起「終結結核病」(endTB)的倡議,以推動17個正面對結核病的國家使用新藥。
 
當非政府組織必須推動使用現存的新藥,而非由政府、學術機構和藥廠出手,這情況實在令人遺憾。因為在資金流短缺的國家,它們的結核病項目在採用新的治療方法時傾向保守,也因為藥廠缺乏誘因將藥物引入較貧困國家的市場,所以我們需要採取行動。
 
我們迄今收集的證據顯示,當使用新藥後,原本難以治癒的結核病患者變得更有可能康復,且通常需時更短。鑑於全球結核病危機規模之大,「終結結核病」的工作只是滄海一粟,但它同時是一個反映世界如何不為所動的機會:缺乏政治意願、想像力和逼切感的程度令人震驚,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在我們這一代中死去。
 
今年9月,聯合國將主持其成立以來第一場關於結核病危機的高級別會議。聯合國成員應利用這一個場合,承諾大幅增加全球的結核病項目資金,並徹底改革已證實不達標的研發模式。否則,該會議將只會被視為另一場毫無意義的聚會──一場置數以千萬計人口於世上最致命傳染病危機不顧的聚會。
 
具體來說,我們需要的是以更簡單、更快且更便宜的方法,測試和治療結核病,尤其是在偏遠和貧窮的環境中。我們首先需要更好的工具來預防傳染病,並將傳染病於潛伏期時便將之消滅。當然,我們還需要一系列健全的藥物,來抵禦結核病及其抗藥形式。
 
與此同時,在結核病擴散的國家,當地政府必須使用他們已有的工具──舉例來說,投入更多措施,以確保有需要的人士能夠獲得貝達喹啉及德拉馬尼這些新療法。
 
聯合國的會議是能讓事情有所進展的黃金機會。雖然結核病危機無法在一夜間解決,但這是一個終於能將結核病提升到世界衛生組織指定的「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地位的機會,就像其在伊波拉和寨卡病毒爆發後所做的那樣。
 
結核病危機的逼切性為醫學界專家所熟知,對患者及其家屬亦然。就在我們說話的同時,一般的治療方法已告失效,而數百萬人正無聲無息地被感染和病倒。在21世紀,這應是我們所有人深感恥辱的理由。
 
 
文章最先刊登於 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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