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回歸大遊行」抗議活動在加沙展開後,數以百計嚴重受傷的病人湧至無國界醫生在當地的診所。
 
病人多數是20來歲的年輕男士,他們述說了自己如何感到絕望、求職無望、極度貧窮,以及被遺棄的感覺。很多人逃到以色列邊境,他們都深知當中的風險很大,但覺得反正這樣做都不會有任何損失。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盡快康復,重投抗議活動。
 
無國界醫生診所的候診室於在過去三星期,除了擠滿了近500名持拐杖的年輕男士外,還有一些女性、老人和小孩。
 
 
以下的訪問於2018年4月17至18日,在位於汗尤尼斯(Khan Yunis)和拜特拉希耶的(Beit Lahia)診所進行。
 
葉海亞,11歲,學生
 
©Laurie Bonnaud/MSF
 
 
「我叫葉海亞(Yahya),今年11歲,讀5年級。受傷之前我真的很喜歡上學,成績從未低於95分!
 
為了尋找父母的故鄉,而且想親眼看看炸毀加沙和射殺加沙人的人們,我和兩位兄弟一起參加「回歸大遊行」。我想知道背後原因。你也知道,唯一令以色列人比我們強大的就是他們的武器。
 
我中槍時很接近圍欄,是唯一一個小孩站得那麼近。我想站近一點以看看對岸的景色。真的很漂亮,比加沙漂亮得多了!但隨即我遭受槍擊。我還記得槍手的樣子,她是一名年輕的金髮女人。
 
子彈擊中我腳掌和小腿之間的關節。我的肌肉、筋腱和骨頭,全都受傷了,只有腳趾能稍微移動。被槍擊時,我真的很痛,就像觸電般,但現在感覺好一點了。我先在醫院接受了一個外科手術,應該還有第二個。同時,我每星期會來無國界醫生位於拜特拉希耶(Beit Lahia)的診所3次。救援人員告訴我在六個月內,我應該可以再次走路。
 
我不覺得自己是太年幼的傷者。我能夠忍受痛楚和悲傷,像其他在加沙受槍擊的人一樣。」
 

賈米勒,50歲,冰淇淋賣家

 
©Laurie Bonnaud/MSF
 
 
「我叫賈米勒(Jameel),今年50歲,售賣冰淇淋為生,已婚,有4名女兒。當然,受傷之後我不能工作,也不知道何時才能恢復工作。
 
我在3月30日參加示威,以宣洩一下在加沙生活的壓力,希望生活環境會有所轉變,也單純地只想顯示自己的存在。
 
當日我並沒有任何特別期望。而且,你不能說我積極抗爭,我只是一名旁觀者。我沒有扔石頭,亦沒有叫喊。我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間,距離邊界600米,還吃著小食。
 
突然之間我感到腿部傳來一陣劇痛。他們開槍射我,我倒在地上,四周的人立即把我抬上救護車,再送到醫院。我流了許多血,到達醫院時,血紅素水平只有3g / dcl。(正常情況下應該有12 至 14g / dcl)
 
我接受手術以止血。當時是早上11時,我是遊行隊伍中的首批傷者,所以幸運地我能夠很快接受手術。我的動脈斷裂,他們能夠及時拯救我的生命,實在是個奇蹟。我需要接受第二次手術,但與此同時,我不能走動或放低雙腿。
 
自此我沒有回到邊境,我的身體狀況不容許我這樣做。但就算我能夠走路,我也不會去。我不會論斷那些前往邊境的人,他們這樣做自有因由。但對我來說,這實在太艱難了。我不時憶起當時的情景,我不斷想:「發生了甚麼事?我做錯了甚麼,以致他們要射殺我?」
 

薩娜,30歲,家庭主婦

©Laurie Bonnaud/MSF
 
我叫薩娜(Sana),30歲,與16名家人同住。我未婚,所以幫助母親做家務。我全力投入為國家而戰,而且母親之前也曾參與很多次示威行動。
 
在加沙沒有希望,沒有將來。在這兒的人很貧窮,我們只能慢慢死去。我對於這裡的生活已經很絕望。
 
當我決定參加「回歸大遊行」時,我希望能戰死。我寧願以一個英雄的身分犧牲,總比留在加沙生活好。臨行前,我把錢交給父親,讓他日後能籌備我的喪禮。我與所有人道別,堅決不想回來。
 
我的父母和兄弟不准我參加示威和接近邊境,但我悄悄地和兩個朋友去了。媽媽嘗試跟著我,但她在人群中找不到我。
 
我和兩個朋友都被子彈射中受傷。我雙腿分別被兩度擊中,都受傷了。有人走過來協助我站起來,並登上救護車,但那個人最終都成為攻擊目標和受傷了。
 
示威之後,家人不知道我是安全、受傷還是已經死亡。在找到我之前,他們在加沙南部的醫院搜索了整整四小時。
 
現在因為我的傷勢,我成了家庭負擔。傷者委員會不願意賠償給我的父親,理由是我不需截肢,骨頭也沒有受影響。我覺得被國家領袖遺棄,我想反擊。
 
我未及等到完全康復便再次回到(邊境示威現場)。母親嘗試勸退我,她會這樣做是正常不過的,因為她是我的母親。但我今次希望能夠戰死。V字勝利手勢是我唯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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