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伊波拉
 
伊波拉在西非肆虐一年,疫情漸見緩和,無國界醫生在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伊波拉治療中心的患者人數顯著下降。這場前所未見的疫情,促使我們大規模動員,至今前仆後繼到當地抗疫的國際救援人員超過700人。截至二月底,香港辦事處共派出27人,包括負責統籌利比里亞所有醫療行動的狄純娜醫生,以及首位參與治療伊波拉的香港醫護人員趙卓邦。
 
未知
 
狄純娜於2014年10至11月間在利比里亞參與抗疫工作。在香港辦事處任職緊急救援支援組經理的她,可謂縱橫疫場,曾處理在塞拉利昂以及南蘇丹的霍亂、麻疹和戊型肝炎疫症爆發。她表示,即使組織應對伊波拉擁有壟斷性的專業經驗,但面對龐大疫情,仍有很多不足。
 
她解釋說:「以往無國界醫生應對的伊波拉疫情規模較小,地理集中,位置偏遠。這是我們首次在城巿面對伊波拉,首次設立超過100張病床的治療中心。我們並非毫無準備,對伊波拉一無所知。然而,過去的疫情規模,不容許我們對病毒掌握更多資料。這場疫症的唯一好處,是讓我們更了解伊波拉,以應對下一次疫症爆發。」
 
醫護人員目前只能為病人提供支援性護理,增強其免疫能力對抗病毒。狄純娜說:「其他方法如為病人輸入康復者血漿等,雖有若干研究,但尚未有確切證據顯示可以殺死病毒。」不過,無國界醫生正參與藥物臨床測試,希望有助找出新療法。
 
不確定的還有疫情的發展。即使疫情趨緩,追蹤曾感染接觸者人士的工作依然嚴重不足,一個新病例就足以令疫情死灰復燃。狄純娜主動出擊,派出「熱點應對小組」到首都蒙羅維亞外圍、沒有其他救援組織前往的社區應對伊波拉。「他們一行15人要先開車兩天到達某個熱點,並在兩天內建好一所小型治療中心。」
 
壓力
 
作為醫療統籌,狄純娜亦要負責保障當地逾千名同事的健康。「一位同事染病,對他及其家人來說,固然極之難受,但影響不止於此。團隊士氣會受打擊,當地人對無國界醫生的信任蒙上陰影,更重要的是,利比里亞經歷多年內戰,醫護人員彌足珍貴,一個醫生、一個護士都不能少 !我們必須確保他們熬得過今次疫情,將來救治更多病人。」在疫情爆發前,當地每10萬人才有1名醫生,如今疫症奪去不少醫護人員的生命,勢令醫療系統更加脆弱。狄純娜指出,疫情幾乎癱瘓西非三國醫療系統,但各方集中投放資源和精力於對抗伊波拉,嚴重忽略非伊波拉病人的需要。
 
救援人員並非鐵人,患感冒或吃錯東西拉肚子,原來小事一樁,在伊波拉項目就不一樣。「一位同事患感冒,傳染給三四個人很正常,但感冒引致的發燒也是伊波拉病徵之一。就算同事心知機會很微,也難免會緊張,懷疑是否感染伊波拉。」狄純娜唯有勒令同事自我隔離,爭取休息。
 
矛盾
 
在港任職急症室護士的趙卓邦(阿邦),在2014年11月至12月駐守蒙羅維亞無國界醫生最大的伊波拉治療中心最前線──分流站。阿邦必須根據求診者的病徵、居住地、職業與接觸史,尤其是曾否參加葬禮或接觸屍體,決定他們是否需要進入高風險區接受抽血化驗,每日徘徊於矛盾與抉擇之間。
 
他說:「分流最困難之處,在於一些似是而非的個案,譬如說伊波拉與瘧疾的病徵非常相似,而瘧疾在這裡是很普遍的;也有人故意隱瞞,或答案模棱兩可。我不能把所有人都收進疑似個案區,讓他們增加受感染風險,還要擔驚受怕;但我亦需確保不會把應該隔離的人放走。」
 
就算生活小節如剪指甲,阿邦都要左思右想。阿邦笑說:「指甲太長,可能會弄薄甚至弄穿手套,但剪指甲又有機會造成傷口,尤其是看不見的傷口,讓病毒有機會入侵。拿着指甲鉗那一刻,我真的在衡量弄穿手套的機會大,或是剪傷的機會大 ?最終我沒有剪下去。」
 
耐性
 
阿邦有時要到高風險區協助其他同事,每次都必須穿上全套保護裝備,包括外科手術衫褲、護目鏡、口罩、頭套、手套、圍裙、保護衣以及膠靴。保護得了自己,護理病人卻不容易。
 
阿邦解釋說:「在香港的醫院,醫護人員經常要為病人吊鹽水,替他們開靜脈輸液口,俗稱打黃豆,在伊波拉治療中心進行這個程序就加倍困難:手指的敏感度因戴上兩層手套大大降低,護目鏡起霧令視野不清,侷促的保護裝備容易讓人煩躁,減低專注力,此時此刻,保持精準並非易事;整個程序必須緩慢進行,防止出現針刺意外。一個原本只需兩至三分鐘的程序,最少要10分鐘才能完成。」
 
當地天氣跟香港的夏天一樣,酷熱潮濕,就算沒有穿着保護裝備也大汗淋漓。阿邦說:「脫手套時,發現汗水積聚於十隻指尖位置,形成小水塘,加起來可能夠養金魚了。」
 
自伊波拉疫情爆發以來,無國界醫生已治療近5,000名伊波拉患者,約佔所有報告病例的五分之一。現時仍有逾2,000名人員在西非工作。
 
中堅
 
醫護人員穿著全套保護衣物,每日兩次進出高風險區,每次逗留最多一小時,已是極限。由於醫學界至今未有康復者再度感染的報告,他們只需穿著簡單的防護衣物,便可以逗留在高風險區較長時間,令他們得以成為伊波拉護理中的中堅分子。
 
康復者莎樂美是蒙羅維亞治療中心的精神健康輔導員,她跟父母、未婚夫、姐姐與外甥同時染病,病重時的一點一滴,記憶猶新。「我對周遭的一切亳無意識,只感到身體強烈痛楚。伊波拉像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病毒,帶來痛楚,每根骨頭都覺得痛......」後來她病況好轉,但父母都因病去世了。
 
雖然經歷喪親之痛,不過她深信自己存活下來是有原因的,驅使她重返治療中心,協助其他病人。「我訴說一己經歷,激勵病人,讓他們知道,他們同樣可以生存。」
 
後方
 
支援抗疫的後勤同事,在對抗伊波拉的戰疫中同樣功不可沒。興建治療中心時,必須考慮到在高風險區,除了必要的人員以外,任何物品「有入無出」,譬如內裡設有掃描器,以電腦傳送病人記錄,一旦有醫療設備或其他器材失靈,維修員都要穿上全套防護衣物入內維修。
 
在塞拉利昂博城(Bo)擔任後勤人員的劉曉靜(Lucy)指出,她其中一個主要的工作,是要嚴防病毒擴散。「當地治安其實不錯,然而我們要將治療中心當成高度設防監獄,設置圍欄,閒人免進。」
 
Lucy亦看到疫症帶來更廣泛的影響。「當地的經濟受嚴重影響,沒有人再建房子,原來替我們興建治療中心的臨時工說,根本找不到工作。」
 
人們對伊波拉的恐懼仍未消除,而被伊波拉影響的社區,亦將需要長時間才能復原。無國界醫生在這些地方,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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