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日,我再次來到喀土穆的國際機場,準備飛往達爾富爾的埃朱奈納,除了那位挪威護士,還有一位同樣前往埃朱奈納的助產士,及一位在喀土穆休假過後,將到哈比拉參與救援工作的外籍醫生。我們在早上八時前便到達機場,那是我第一次看清楚機場的面貌和周遭環境。 街上很多人正趕著上班、上學,公共巴士擠滿了乘客,隨處停下來讓乘客上落。在機場的週邊,可看到一堆堆生了鐵銹的金屬、舊飛機的殘骸,不禁令人奇怪,究竟這些飛機是意外中撞毀,抑或只是退役後被拆除。 內陸航機的客運站內擠了很多人,相信當中不少都是其他志願組織的外籍人士,準備於蘇丹不同地方進行工作。每名乘客的行李重量上限為十五公斤,而我知道,世界糧食計劃署的飛機礙於機身細小,會嚴格執行這規定。對於像我這些只逗數星期的志願者來說,這重量限制沒有問題。但挪威護士倒有點擔心,因她將要逗留六個月,故帶備了很多日用必需品。結果,她的行李重二十公斤,幸好辦理登機手續的工作人員體諒並寬大處理,令我倆立即釋懷。 機上設有三十七個座位,全機滿座。經過一小時的飛行,我們先在一個停泊了很多聯合國飛機和直升機的中途站停留,過了一會,便繼續前往埃朱奈納。兩小時後,從機上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色。地上全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綠色。這就是在達爾富爾的生命蹟象嗎? 雖說埃朱奈納的機場是國際機場,但它猶如新界荒郊那些已被棄置的停車場,沒有客運站或航空交通管制站。我們甫下機,便需向當地人員出示入境證件。出發前有人告訴我,在當地都可使用流動電話,於是我便一試,開啟手機,但始終沒有網路訊號。後來我發現,原來過去數月的大雨,破壞了當地的手機系統,要兩、三個月後才修理妥當。 離開機場,我們乘坐無國界醫生的司機駕駛的四驅車前往住宿的營地。沿路可見,埃朱奈納長了不少灌木和小樹。每當我們駛過,街上赤著腳的小童都會用英語向我們問好︰「你好嗎?」他們對陌生人不但不感到害羞,而且十分熱衷於練習他們剛學曉的語言。 沿路崎嶇不平,滿是泥濘和洞坑,有些水坑深近半米,大雨時水坑浸滿水,道路都變成河流,無怪乎要出動四驅車。經過十分鐘的車程,我們終於去到住宿營地。然而,我的心裏總希望可繼續前行,多看達爾富爾的四周環境,那裏的人、那裏的難民營、那裏的市鎮,當然,還有那裏的病人。 所有的國際救援人員,都住被混凝土圍牆包圍、有守衛人員駐守的營地。營地呈長方形,三邊是由磚搭成的房間,餘下一邊則是用木搭成、有鋅鐵上蓋的公共休憩處。地上沒有鋪上石屎,窗框長滿了鐵銹,打開時會吱吱作響,牆上和天花的油漆都已剝落。廚房有煤氣爐和煤氣推動的冰箱,廁所是沒有沖水系統的茅坑,洗澡的地方則有一大桶水,上面有一個水龍頭。 一切都那麼原始,但都有效運作。而屋內還有很多小生物,蒼蠅、飛蛾、草蜢、蚊子、青蛙和蜥蝪,還有蜘蛛。 我們安頓好後,便到休憩處,聽一名哈比拉醫生講解哈比拉與埃朱奈納的分別。突然間,一陣強風而至,遠處的黑雲正朝著我們的方向急速吹來。先是閃電,然後是雷聲,一切都來得那麼快,就這樣,我們在達爾富爾遇上了第一場的午後暴風雨。風勢之大,有如香港的十號風球,我以為那鋅鐵上蓋定必會被吹走,然而全靠後勤人員的努力,那上蓋保留原處。 暴風雨歷時四十五分鐘,雨後空氣清爽怡人。晚上七時,天開始黑了,我嘗試開燈,但沒有電。原來,營地的電力都依靠汽油發電機,每天只會在晚上八時至十一時操作。於是,唯有暫時靠燭光照亮。 一陣車聲和人聲傳來,醫療隊伍完成一日工作,返回營地了。歡迎來到達爾富爾。一輪的握手、擁抱,我們閒聊一會,並共晉簡便晚餐。然後,很快便要關燈,發電機的聲音戛然而止,也就是睡覺的時候。據說,達爾富爾的夜空滿是星星,但我在達爾富爾的第一個晚上卻看不到。我在這裏,還有很多個晚上,我仍抱著希望。 彭偉強
彭偉強醫生於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個生物化學學位,並於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學醫學院課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無國界醫生愛滋病治療訓練,同年十二月開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參與愛滋病治療項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遠赴非洲蘇丹達爾富爾,再次投入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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