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七日,湛藍的夜空,掛上一輪新月,我終於可以看到達爾富爾的晚星。 燈光會吸引昆蟲,所以晚飯後,我們總會關掉燈泡,燃點蠟燭。望著那燃燒得很快的蠟燭,我陷入了沈思。閃爍的火光,逐漸變得愈來愈弱,最後熄滅,猶如人的生命。此刻,我正想念著家中已年過七十的母親。然後,衛星電話響起。 「無國界醫生」在哈比拉的外科醫生來電。他們接收了一個五十歲、腸道梗塞的病人。我在電話中和他討論了那病人的情況,例如病人是否有生命危險、能否抵受得了五小時從哈比拉到埃朱奈納的車程、及有否為他進行手術的可能性。畢竟,要決定是否運送病人,不只要考慮病人的情況,還要視乎沿途的安全情況、車輛和司機等配套安排。當晚,我們一方面以保守方法控制那病人的情況,另一方面後勤人員則安排運送的車輛。 我們決定翌日早上再通電,才決定是否把那病人送來埃朱奈納。但若然沒有血液儲備,醫院的外科醫生是不會進行手術的。正如我之前曾提及,當地人相信,血就是生命,所以他們十分抗拒捐血,醫院也沒有血庫。所以,仍有一個可能,就是即使那病人被送到埃朱奈納醫院,若然屆時仍未找到合適的捐血者,病人仍不能接受手術。而他的兒子們的血液,與他的並不吻合。這一晚睡得不是太好,因心裏總記掛著翌日大清早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六時半,天仍未亮,我便起來準備,打衛星電話到哈比拉。後勤人員為準備車輛,比我還早起。儘管仍未為那病人找到捐血者,我們決定把他送到醫院來。 我們預計他會在下午才被送抵埃朱奈納,於是早上我先抽點時間,到難民營出席協調會議。這是營內難民第一次與所有在難民營工作的志願組織會面,有些組織負責提供健康護理,有些負責食水及衛生,有些則分別專責為小童、長者及婦女提供服務。 營內的難民分成多個大住戶,每戶有一個首領代表,會議上便最少有二十名首領出席,他們大多都身穿阿拉伯服飾。會議舉行的地方有禾稈搭成的上蓋,沙地上鋪上藤席,眾人席地而坐。在會議上,所有志願組織都有機會介紹自己在營內的最新工作情況,及最關注的問題。 各首領在會上亦表達了他們在營內生活的困難,包括營內的暴力事件和襲擊,尤其是受到營外的人的襲擊。營內有些婦女為了生計,私下釀酒,轉售圖利。於是吸引了營外的人來光顧,但這些人酒後鬧事,導致毆鬥、甚至性暴力事件發生。然而,營內警察所能控制的卻又很少。所以入夜後,難民營內變成一處危險之地,關注婦女的組織便嘗試為營內婦女籌措其他賺取生計的方法。 營內另一個問題是欠缺二十四小時的醫療服務,由難民營到埃朱奈納醫院,單是車程要二十分鐘,而大部分難民都沒有汽車。為營內難民服務的醫療組織,曾嘗試申請通行證,以便戒嚴後仍可到營內提供醫療服務。但基於安全理由,申請一直不獲批准。由於會上有一名蘇丹政府代表列席,討論十分激烈。無論如何,醫療志願組織將繼續游說當局,發出二十四小時的通行證。 下午時分,那個從哈比拉送來、有腸道梗塞的男病人被送抵醫院前,已插上胃喉,有很多膽汁倒流;他不能進食,要靠靜脈注射輸送營養。或許因沿路崎嶇不平,途中他排出大堆糞便,便溺上都佈滿了蟲。他的腸道梗塞,可能正是那些寄生蟲引致。但是當我觸摸檢查他的腹部時,卻又感到他的右下腹仍有硬塊。那究竟是甚麼呢?但無論如何,他已安全被送到醫院,且看觀察一段時間後他的情況如何。 彭偉強
彭偉強醫生於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個生物化學學位,並於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學醫學院課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無國界醫生愛滋病治療訓練,同年十二月開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參與愛滋病治療項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遠赴非洲蘇丹達爾富爾,再次投入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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