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魯(Gweru)的芒果季節已經結束,但對於我來說,其它的一切才剛剛開始。我慢慢學習這裡的語言、熟悉這裡的環境,感覺自己又成了一名嬰兒。我適應著這裡的氣候:早上冷得發抖,中午卻要急急找地方乘涼。我逐步認識人們的臉孔、記住他們的名字,最終瞭解我的新朋友及同事的脾性。我適應著我的新家——爬著蜥蜴的天井、住著壁虎的廚房、會跳出青蛙的淋浴室。 在過去的幾周,我去過地區醫院、鄉村診所及鎮上的辦公室。我和醫生、護士、社區工作者和負責人一起,在陳舊的省級辦公室裡或是樹下開會。漸漸地,我的工作從初來時的模糊不清變得明晰了。

© Jess COSBY

三月底,我首次在低圭魯診所當了全日的主管。清晨,我們穿過鄉間,經過水壩來到圭魯。我們到達時,已有近兩百名病人在茅草屋濃密的陰影中等待。大部份人是走路來的,其他人則是坐驢車而來,病情較嚴重的人則往往由手推車送過來。我被告知團隊的四名護士中有兩名生病缺席的消息,剩下的工作人員咬緊牙關,忙碌地開始工作。 我在抽血室裡協助一名學生。我看不到隊伍的盡頭,但是我們埋頭苦幹,經過一個漫長的上午,終於為最後一名病人完成抽血過程。這麼多血液樣本將被送往無國界醫生在圭魯省醫院的化驗室進行分析。我們繼續工作,開始每天的快速愛滋病病毒測試。 一些病人早上已經進行了測試前輔導,現在正在等待。我望著他們的眼睛微笑並核對他們的名字,然後告訴他們我的名字。我們用針管和注射器抽取他們的血液。正當我們做這件事時,我想起從統計數據上看,每六個測試中會有兩個呈陽性的事實。我還不知道將是他們中的哪些人,也許是那位不怕針頭的勇敢七歲小男孩,也許是那位掛著羞澀微笑的二十二歲年輕男子,又也許是那位裹著披巾的老奶奶——我試著用恩代比利語和她打招呼時,她看上去很開心。 我不習慣做這樣的事。在英國家鄉,化驗室長長的通道、不斷開關的門,還有穿著白袍的工作人員總是讓我感覺很遙遠。化驗結果出來後,便被送到不同部門,成了電腦屏幕上刻板的數據。在這裡,我看著血液及緩沖溶液慢慢滲在試紙上,顯示著無可避免而又棘手的結果,這種直接使我突然冷靜下來。若我從辦公桌上抬起頭來,通過窗户向外望去,便可以看到蔭影中病人們坐在長凳上,擠在一起,靜靜地等待著那也許改變他們一生的結果。

© Jess COSBY

根據統計數字,今天的測試中會有兩個呈陽性。可是我希望全部都是陰性。我不想任何人感染上這種侵噬身體的小病毒,一開始便削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親密,然後再蝕入骨肉。我希望所有的測試結果都是陰性的。 但事實不是這樣。我們不會打敗統計。幾分鐘後,六名病人中有兩名的結果會呈陽性。我整理文件分散著自己的注意力,試圖安慰自己那兩位病人至少會和我們診所治療的其他四千名病人一樣,將會得到最佳的護理和必須的救命藥物。而這些,是他們許多其他非洲同胞所得不到的。
科斯比,來自英國的護士,二零一零年加入無國界醫生。同年,前往津巴布韋參與首項救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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