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过去，应对工作在何方？

 

我第一次见到蒂娃（Tewa）*是在分流站的帐篷。她和妈妈、还是婴儿的妹妹，还有家族里的其他亲戚，来到无国界医生的埃博拉医院。她弓着腰坐在塑料椅子上，双腿太短碰不着地。正在等候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人一些小吃，蒂娃腼腆地对我笑了笑。我们把她接收住院，因为她发烧了，父亲也死于埃博拉，但很高兴她的血液检测结果是对病毒呈阴性反应，所以她出来洗澡后，便微笑着，之后接受疟疾的治疗。我松了一口气，和她在辅导区聊了一会，她还自豪地练习着学生英语。我把她和姨姨、小妹妹一起送回家。她的妈妈呈阳性反应，但康复得很快，几天后便跟着他们的步伐回家去了。我把蒂娃送回她的村落，之前也曾送过她另外两位从埃博拉康复的家人回到这里。她对我笑了笑，然后回去和其他孩子一同玩耍。

 

不过，一星期后，我看到病人登记记录，心往下一沉。那是她的名字，还有红字写着“再入院”。我整天期望她的化验结果继续呈阴性，又在医疗报告板附近徘徊，直到张贴化验结果。这次蒂娃没那么幸运──她的病人编号后面画了个“+”号。现在是要抗病求存的时候。我看着那代表蒂娃的小磁铁，试着不问医护人员太多问题。她年轻的姨姨也在隔离病房，我隔着围栏，每天询问她蒂娃的情况，尝试抱持希望，但也不敢过于乐观。我提醒自己：“我们大部分病人都会死去。”试着在情绪上维持距离以保护自己。我把蒂娃已经痊愈的姨姨带回家，那是少数高兴的日子，然后遇上蒂娃的妈妈。妈妈问我：“她情况如何？”我告诉她说：“昨天她可以洗澡了。”但隔天，我问负责照顾蒂娃的医生情况如何，他摇了摇头说：“不太理想。她开始出血。而且变成了那个样子。”我知道“那个样子”是怎样。在过去5个月，我已经见过太多次“那个样子”。“好的。”我说着，咬着唇努力让眼睛不要充满泪水。医生对我说：“很遗憾。”

 

我们全都很遗憾。

 

我们遗憾没有证实安全和有效的药物可以杀死埃博拉病毒，遗憾我们没有疫苗，遗憾我们无法阻止疫症蔓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更多，但没有那样的资源、能力和员工。有时候，好像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地工作都不重要，因为始终还是不够。我们正用喷壶来扑灭森林大火。当地医疗人员在没有适当的培训和设备下，尝试照顾埃博拉病人，结果自己也病倒，而且感染了家人，然后死去。这正是埃博拉如何在蒂娃家里开始蔓延。孩子离开医院时没有感染埃博拉，但居所受到感染，没有人消毒房子。

 

传媒持续关注疫情，但大多聚焦于病毒会否杀死欧洲人或美洲人。记者来摄录穿着醒目黄色防护衣物的医护人员，为那些晒得一身黑、已经筋疲力竭的国际救援人员拍照，然后回家诉说可怜的非洲人和勇敢地前来救活他们的外国人的故事。他们爱上那些有关泥路和埃博拉病毒杀手的故事，但错过了我们每天经历的愤怒和无助。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村落被摧毁，我们沿着凌乱的网络找到感染者的其他家庭成员，然后他们逐个发病死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人们的对话都围绕着如何摆放那些没人来埋葬的尸体。我们把病倒的父母和健康的孩子分开，又或相反地把病了的孩子和健康的父母分开。我们聆听那失去了10个孩子里最后一个的妇人心碎的哭诉，一星期后我们看到她和孙子在分流站帐篷里，然后看着他们死去。

 

没有人问其他应对的工作在哪里。他们不问为甚么经过5个月的讨论、已知有超过1,500人死亡后，疫情还在蔓延。他们不问捐款人承诺的资金在哪里，其他人在哪里。

 

像蒂娃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今天我在分流站，第二次看到另一个小女孩。明天我会在病人登记记录找她的名字，希望她的化验结果是阴性，然后我可以再次带她回家。但即使她回到家里，那村落里的村民也正要死去。她会回到一所没有被消毒的房子。她会回家，但她并不安全。

 

*名字曾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