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医生需要负责超过两万的病人

在发达国家的人恐怕很难想象物质缺乏的滋味,大多数活在都市的现代人感受到的往往以物质过剩为代表的消费主义文化。每次从非洲回来,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站在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前,我都会发出苏格拉底式的感慨道:“原来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啊!” 南苏丹的项目是一个紧急项目。超过50万的难民从北苏丹各处长途跋涉,来到南苏丹与埃塞俄比亚边境上尼罗河州,他们聚集在四个难民营中,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请读者们试着想象一下,在战火即将蔓延到家乡的前一刻离家逃难,因为出发时匆忙,根本不能带上象样的行李和食物,经过一两个月在野外的长途跋涉,期间没有清洁的饮水,有时候甚至需要使用路旁的树叶活命,终于来到难民营,却不得不与几十万拥有相同命运的人们拥挤地居住在一起。没有充足的食物,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设施,许多人到达的时候除了脚上的塑料凉鞋和头顶上的衣服包裹以外一无所有。在这里,妇女和儿童像苍蝇一般默默死去。 假如没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救援组织,他们的命运恐怕会被世人遗忘。 在多罗难民营,面对16万的登记难民(许多难民没有登记,加上我们同时对当时小区的居民也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因此简易诊所覆盖的人群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只有不到七名的医生,在我抵达的第一个月,我是无国界医生多罗诊所唯一的医生。面对蜂拥而至的病人,我们只能想方设法深挖潜力让本来已经非常有效率的团队变得更加高效。 我到达后独立工作后的第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孩,他把一个豆子塞到鼻子里。当我用最小号的血管钳夹出豆子的时候,第二个病人是一个从树上摔下来的孩子,他的手臂骨折,我看是闭合性骨折,而且没有血管和神经损伤的迹象,就给病人打上了石膏。这个时候我不禁怀疑我职位描述上的内容:这真的是一个内科医生的职位吗?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明白了这里最大的问题还是感染。因为极差的卫生条件,一个小小的皮肤破口可能发展成为巨大的软组织脓肿。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里,我从事的脓肿切开手术超过我之前28年的总和,我见识了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皮肤感染,南瓜大小的乳房脓肿,手部脓肿,肛周脓肿,还有类似脓肿的甲状腺囊肿。因为囊肿内巨大的压力,有时候囊肿切开的时候脓液会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 下面的照片就是一个五岁孩子接受肛周脓肿切开后的照片。我们使用一个最小号的导尿管作为引流管,末端接上一个大针筒作负压吸引用。在没有更多医疗器械的诊所里,一切都要因地制宜。 当一名医生需要负责超过两万的病人,而且最近的上级转运乡镇医院在十多公里以外。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把病人转诊镇医院,是否动用无国界医生的飞机将患者运至首都的朱巴教学医院,还是在诊所现有的简易条件下尽快治疗稳定病情,我是最直接的负责人,我也因此时时感到责任重大,我的决定可能意味着一条命,如果是孕妇的话,甚至可能两条生命的安危。因为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医生本来的专业变得毫无意义,这样我就成了半个外科医生,在半个外科医生里,我还是八分之一的妇科医生,八分之一的新生儿病学医生,八分之一的骨科医生,八分之一的儿科医生。
地点
2012
議題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