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儀（Iris Leung）是無國界醫生（香港）的傳訊主任。她最近到訪尼泊爾，在桑加（Sanga）的脊椎傷患復康中心（Spinal Injury Rehabilitation Centre）遇上比拉伊（Biraj）。無國界醫生在這間中心工作了6個月，為病人提供復康服務，大部分病人都是地震傷者。
19歲的年輕人，應該在做些甚麼？
他應該每天和朋友到處玩樂、享受校園生活、用知識和經驗裝備自己、對未來充滿期盼，而且準備就緒要追尋自己的夢想。比拉伊本來應該這樣活著，直至地震的發生，把他的生命徹底改變。
我首次遇上比拉伊，是在離加德滿都一小時車程的脊椎傷患復康中心的庭院。中心的入口處有個斜坡，斜坡底是3個由無國界醫生設立的帳篷，我們在帳篷裡為有脊椎或肢體傷患的病人提供復康服務。我看見坐在輪椅上的比拉伊，正拼命爬上斜坡頂，然後飛快地滑下來，像玩過山車一樣。他重覆了一次又一次──那是一部手動輪椅，也就是說他每次都要用強壯的二頭肌，把自己推上斜坡。
當輪椅快要衝向帳篷時，他突然急煞車，把輪椅的前輪和其中一隻後輪提起，只剩下另一隻後輪作支撐。他雙手迅速轉動輪椅，然後以完美的落地結束這場花式輪椅表演。
他的表演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說：「你太會控制輪椅了！」他沒有回應，木無表情地看著我，然後很快回到自己的帳篷。我不知道那是因為他害羞、難過，還是根本不關心身邊的人和事，直到我從無國界醫生的輔導員納杰瑪那裡，聽到他的故事。
地震發生時，比拉伊身在加德滿都。他試著逃離自己的房間，但被一幅正在倒下的牆擊中，脊椎嚴重受損，令他下半身癱瘓。留院數個月後，他被接收到無國界醫生這所設施，和其他需要復康服務的病人一同接受護理。
我對比拉伊充滿好奇，只要他在附近，我總是觀察著他。我發現當其他病人在進行團體活動時，他會故意保持距離，不想參與其中。他沒有興趣和別人互動，也不想成為團體的一份子。納杰瑪說：「他不覺得自己是病人。」我開始明白那木無表情的臉孔背後隱藏的是甚麼。他曾經是個充滿幹勁、活力和創意，而且體魄強健的年輕人，但現在這一切只能從他的花式輪椅上看到，而明顯地，他對此並不感到自豪。
我問納杰瑪能否訪問他。我知道這對一位傷殘人士，尤其是像他這樣自尊心強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具有攻擊性，所以我想先確保他願意接受訪問。想不到他馬上便答應了。
比拉伊來加德滿都上課，以準備在一間學院接受技能訓練。那天早上，叔叔叫他一同出外散步，他沒有答應，回到房間裡繼續睡覺。「地震時我正在睡覺。人們到處叫嚷逃跑，我也一樣。突然間，我感到有塊大石倒在我身上。不久後我便被困在瓦礫裡了。」街上的人來到，把他救了出來，但下一輪地震很快又來了，他又再度被埋。半小時後，他終於被救出並送往醫院。
「我感覺很不好，因為餘生都要在輪椅上度過。我的夢想全都幻滅了，甚麼地方都去不了。我要重新開始生活，面對很多問題。」他語氣平靜，臉上仍然沒有表情，像在說著別人的故事。我一時間想不到要說些甚麼。
「你未來有甚麼計劃？」真是個殘忍的問題。「我想學些技能，或者能在輪椅上做的事。」他說。「我想專注處理我將會遇到的事情。」
我想著比拉伊出院後可以到哪裡去。尼泊爾不是個方便輪椅使用者生活的國家，更不要說找工作過活了。想到他將要克服多少障礙，我馬上被一陣絕望和無力感包圍。
然後他說：「我的想法負面，但如果人人都積極起來的話，我也會有力量讓自己積極起來。」他的說話安慰了我，但想到無國界醫生作為一個緊急醫療組織，能為他做的實在不多，又讓我非常沮喪。我們在桑加這裡，為病人提供物理治療、輔導和基本護理，卻無法把夢想帶回來給這年輕人，也無法讓他重新走路。
走出帳篷，納杰瑪解釋說：「我們在為他想辦法。假如我們再努力一點的話，可能可以幫助他繼續求學，或讓他做他想做的事。」我看著剛從帳篷出來的比拉伊，他正在和其他病人玩桌上撞球。陽光之下，他全情投入，笑起來就像個19歲的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