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选择成为一名难民”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纵使承受着偏见,他们之中还是有人努力生活着。今天的文章来自巴特尔米(Barthelemy),一名布隆迪难民,也是无国界医生在坦桑尼亚西北部的恩杜塔(Nduta)营地的其中一位员工。这个难民营有75,000名布隆迪难民聚居,无国界医生是营内唯一提供医疗服务的组织。身为难民,巴特尔米经历了非凡的旅程,才获得安全,并和家人在坦桑尼亚开始新的生活。以下是他的故事……


每当我想起家乡,我总会记得那些温暖的日子,日落时分,我沿着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的金色岸边,骑车行驶在太阳炙烤了一天的柏油路上,看到河马浮上水面偷看,孩子们在水里玩耍。我记得衣着鲜亮的朋友们在蓝白亮色的教堂旁相聚一堂,记得牧师在阳光照亮的讲坛上布道的回音。我还记得大学毕业的那一天,我女朋友自豪的脸,两颊的笑纹,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开心。

但回想2015年,令我抛下一切的那一天总让我感到痛苦。那些悲伤的回忆从未离开我的脑海。事发时的前几天,到处都是枪声和爆炸声,我的国家正经历巨变。一天夜里,两个持枪的男人闯进我家,强迫我趴在地上,一边威胁说要开枪杀死我,一边偷走我的财物。在那之后,恐惧的苦味一直萦绕在我的喉咙深处,胃里一股恶心的潮水不断泛起,因为暴力每天都在我的家周围爆发。.

我知道我得走了,尽管我不想抛下我的工作、我的家人、我的教堂和我的家园。吻别女友的时候,我感受到她的睫毛上挂着温暖潮湿的泪水,我向她承诺:“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是我到了后就会给你写信。”

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背着一个背包,包里有几件衣服、一本《圣经》,一个手机。口袋里大约有80美元。我骑了好几个小时,听到枪声时就躲在大楼或者大树后面。我骑车经过了熙熙攘攘的小镇,那里打斗正酣,枪声像教堂报时的钟声一样响亮;我骑着车穿过了山顶清新的空气,又搭上卡车,穿过一排排桉树围绕的蜿蜒乡村道路。

一路骑车,休息时睡在路过的当地村庄里,就这样五天后,我穿越了坦桑尼亚边境。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面容也因疲劳而憔悴。这是我作为难民的生活的开始……

起初,我和大约20个男人一起,住在边境附近的一个难民中转中心的大厅里。因为没钱,我们在坚硬的泥地上放在垫子,就在那上面睡觉,吃的是玉米粥。我给他们唱歌,一起祈祷我们能找到避难之所、水和安全所在。一周后,我被联合国机构转移到尼亚鲁居苏(Nyarugusu)难民营,那里聚集了约15万来自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

到达营地的时候,雨无情地落下,我只能看到一片泥泞的海洋,上面散落着用生锈的杆子撑起的白色塑料布。我和另外六个人挤在一间帐篷里,睡在硬地板上的一张垫子上,穿着所有的衣服,因为潮湿而瑟瑟发抖。雨水从塑料布里漏出来,很快,我的头发里、衣服里、床上,到处都是虱子。

一开始,我感到很寂寞,但周围的人给了我力量。我们收集木柴,晚上围坐在火堆旁,煮粥,分享我们家乡和家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在这里的许多兄弟比我承受了更多痛苦。我们拥有彼此,团结在一起——不是作为难民,而是作为人类。

两个半月后,我被转移到坦桑尼亚西北部一个叫恩杜塔的难民营。从睡在塑料布下,到住在帐篷里,最后用干木头和泥土建造了自己的家。我们还与当地基督教会众一起,为营地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恩杜塔难民营内,精神健康办公室的入口。 © Pierre-Yves Bernard

很快,我在无国界医生这个医疗组织里找到了工作,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护士和工程师共事,还有很多坦桑尼亚同事,非常有归属感。我们是难民营中唯一的医疗服务机构,治疗疟疾、麻疹、糖尿病和其他数十种威胁生命的疾病,拯救人们的生命。

2016年6月,我的女友离开布隆迪,踏上了同样的旅程,我们最终在恩杜塔难民营团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分离,为彼此安危担惊受怕,我们终于在营地的教堂里结婚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名叫“古德勒克·特纳(Goodluck Tena,英语Good luck有好运的意思)”的男孩。

如今我已在坦桑尼亚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了五年,我只希望:请不要因为我们是难民而评判我们。我们既不危险也不邪恶。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活生生有感觉的人类,有恐惧也有梦想。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可能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人身上。没有人会主动选择成为难民。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安全的地方。我怀念我的教堂,我们那些穿得花花绿绿的会众,我的家人。有一天,我将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建起自己的家园,我会再次沿着坦噶尼喀湖岸骑行,这一次将会带上我的妻子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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