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共和国：“留在博卡兰加的，连一个穆斯林也没有。”

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贾米劳（Djamilou）曾于尼日尔担任后勤人员，他趁着任务空档来到巴黎，与我们讲述他的故事，述说当地的暴力事件和家人们逃离中非并散居3个不同国家的情况。他的描述清楚地说明了我们中非的救援队所遇到的困难：

 

我在中非北部的博卡兰加（Bocaranga）长大。在不久之前，基督徒与穆斯林和谐相处，基督徒会邀请我们参加圣诞和新年的庆祝活动，他们亦会来参与我们斋戒月期间的活动。我们毫无隔阂，会一起上学、玩耍和踢足球，甚至通婚。　

 

像很多亲戚一样，我在毕业后经营一间商店──家人在博卡兰加拥有数间商店。但在2008年，那里出现了饥荒，无国界医生开设了一所营养治疗中心，我亦因此受聘为无国界医生的后勤助理。

 

当项目于2011年结束后，我被调到帕瓦（Paoua）担任医院后勤人员兼生物医学技术员，之后在班吉任职临时后勤人员。我的工作包括支持在布里亚（Bria）、帕瓦和卡诺（Carnot）等地的项目。在获得足够经验后，我开始支援那些首次参与任务的无国界医生国际后勤人员，也会处理一些小型的紧急疫苗接种计划及水利卫生工作、暂代后勤人员的空缺，和担任生物医学顾问。

 

我不断晋升，之后去了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担任国际后勤人员，负责预防营养不良及援助难民的项目。那是2013年3月，正好是叛军组织塞雷卡（Seleka）夺取首都班吉的时候。 

 

两星期后，我回到中非共和国，当地整个气氛都转变了，市面也不如以往般平静。因为路途不安全，我不能回去博卡兰加，只能留在班吉支援无国界医生的统筹队伍。队伍不时会把我派到中非共和国东部的布里亚，以进行评估工作和开展项目。

 

国家迅速地陷入危机，暴力虐待事件不断，没有任何一个社群能独善其身。基督徒社群首当其冲，但我们穆斯林社区亦深受其害。我就曾试过在离开无国界医生办公室途中被劫，被抢去电单车、身份证、电话和现金。我的家人在博卡兰加曾两次遭到绑架，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前般互相信任。

 

2013年12月5日，反巴拉卡（anti-Balaka）的基督徒民兵袭击班吉，他们到处开枪，街上空无一人。我当时十分害怕，数天都不敢离开住所。在我所居住的基督徒社区本茨维（Benz-Vi）中，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穆斯林。我尝试定下神来，对自己说：我是一名人道救援人员，邻居们会考虑到这点，因为我明显与这场已在国内持续数月的冲突毫无关系。

 

但渐渐地，反巴拉卡民兵在班吉占领更多地方，穆斯林因信仰的缘故被追捕和杀害，而当本茨维区内的穆斯林开始成为袭击目标时，我知道我需要逃走。

 

无国界医生给了我一个在尼日尔的救援任务。当班吉的机场一重开，同事马上派车来接我，我在12月18日离开当地。

 

数星期后，在班吉时和我同住的弟弟于本茨维遇袭。他被人处以私刑，并被留在街头等死。有法国士兵发现他还有呼吸，送他到无国界医生工作的班吉社区医院。他们抢救我弟弟，让他活了下来。隔了一阵子，我安排他离开中非共和国，前往喀麦隆。

 

我曾经以为危机已经过去，因为在当时，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袭击只限于班吉。但到了1月，暴力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最终蔓延到我家人所居住的博卡兰加。当塞雷卡撤出该镇后，基督徒民兵展开袭击，穆斯林都恐慌地逃命。我部分家人成功前往乍得，其余的则去了喀麦隆，但我们的商店和住所都遭到抢掠和蓄意的洗劫，我们一无所有。

 

留在博卡兰加的，连一个穆斯林也没有。

 

我的家庭被迫分散到3个不同的国家。

 

我的姐妹们现居于乍得的难民营，而兄弟们和他们的家庭则在喀麦隆北部的一个城镇，投靠远房亲戚。我带着两个孩子和四位弟弟逃到尼日尔以保安全。

 

我刚完成尼日尔的工作，正考虑下一个任务。要一边为无国界医生工作，一边从远处照顾着约30名散居三地的家人，实在不容易。我首要确保他们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现在事情变得复杂得多，我们要考虑得更长远。

 

在被迫离开家园前，我的家人充满活力，事业上也很进取，但现在他们发觉什么都做不了，这对他们而言是十分痛苦的。

 

 现在不可能回去中非共和国。我的家人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亦不清楚当地人怎样生活，所以他们正在观察中。总有一天他们会回复昔日的生活，可是目前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我很担心局势会持续下去。所有人都希望离开只是暂时的，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只会在这里住一会儿。”但每当他们想象恢复和平后回家的情况，便会发现自己已一无所有，家园遭洗劫一空，也没钱去重新经营生意。

 

到底我们应否打消回家的念头，在异地落地生根？我们是中非人，无论大家喜欢与否，这个身份深深藏在心底，中非是我们出生、长大及生活的地方。只因为我们是穆斯林，便被视为外国人，实在十分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