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巴

 

朱巴充当着无序的主要入口，让数以万计的人道工作者涌入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国家。飞机上挤满了救援人员，彼此点了点头，他们从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亚的斯亚贝巴而来，可以从他们衣服和袋子上小小的红色机构标志辨认出来。他们并没被朱巴机场四周的杂乱所干扰。“一旦你见识过南苏丹，你什么都见识过了。”一个荷兰救援者低声跟我说。

 

一排又一排白色高大的货机醒目地印有联合国、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无国界医生、世界宣明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标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在高温下，地平线摇曳着，把飞机映成热带草原上棕榈树的影子。但是，在这个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接的国家，这不是海市蜃楼。伪装部队分散在飞机之间，苏丹人民解放军士兵靠着他们的坦克，扛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警惕地打量着配装线。敏感的安全区内禁止拍照，我的脑海里马上想到其他访客在到达后因为拿出手机而被制止和询问的故事。

 

在赤道上非洲灼热的太阳高达摄氏50度，但困扰我的并不是脸上的汗。当我看到这里残酷的暴力，我热泪盈眶，如此大的食物和救援需求让人揪心。这是一个经过50年战争、取得独立5年后，仍处于内战和冲突中的国家。这是一个人们流离失所和忍受饥饿、1200万人的生存无法获得保障的国家。这是一个完全依赖于人道援助、没有能力或实际资源去刺激独立成长的国家。

 

我是一名出生在新加坡、在香港工作的儿科医生，现在要去戈格里亚勒，即瓦拉普州的前省会，进行我第一个无国界医生任务。这是位于西北部角落、靠近苏丹边界的偏远地区。无国界医生的飞机每月给我们运送一次药物、医疗物资和食物补给。

 

我未来九个月的生活所需，都打包进两个轻于25kg的背包里（这是人道救援的限制，因为行李重量要分配给医疗补给和食物）。所以很多被认为对我生存不必要的东西都被丢弃了。但这里的人们拿着更少的东西，步行好几天，担惊害怕，仅仅为了寻找食物、水和安全。我小心翼翼地收拾心情，带着更深的绝望，还有生命中的一切起伏来到这里，但和这里的人所经历的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

 

我花了10年时间让自己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努力地工作、经历心痛、克服一个个障碍来实现梦想——但和这个国家的痛苦比起来不仅相形见绌，而且那痛苦在这里放大了数十年。过了这么久，我终于来到这里，缓解了之前一切的个人考验和磨难的记忆。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冲击着我的人性与同情心，而我已开始承受着那些所带来的余震。

 

最初被埃及占领，然后在殖民时期由英国和埃及共同治理，南苏丹的领土和北苏丹共和国在1956年取得独立。然而，从英国独立后，在北方占大多数的穆斯林和在南方占大多数的基督徒旋即爆发内战，原因包括历史上南方人的奴役问题（基督徒因此成为反对派，事件亦加深了民族认同)、深层次的民族和部落分歧，以及在边境因自然资源和石油造成的纷争。

 

在1955至1972年和1983至1972年两场苏丹内战后，南苏丹在2011年7月的全体公民投票中以98.83%支持率获得独立，然而在一个使用着超过60种不同部落语言的国家，尽管在2015年8月，总统SalvaKiir（丁卡族）和副总统 Riek Machar (努尔人部落)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内部政治和种族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这个国家政局紧张，人人屏息以待，因为经济不稳定导致的高通胀，正在威胁这脆弱的停火状态，把国家带向动荡。

 

飞行前一晚，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在这首都城市，随机的枪声彻夜响起。我因为自己知识不足、无法尽力帮助遭受磨难的南苏丹人民的恐惧而饱受折磨。我知道这里看到的疾病、病人和医疗资源，和我们在家看到的截然不同，这让我感到疲乏无力。

 

当我在第一世界的医院待命，尽管有专家和专业的护理，我仍要每小时醒来检查确认早产新生儿在深切治疗室的情况，我以为这样的失眠已够糟了。我们触碰他们小小的心脏，想象他们过早来到这个世界的感想，想象他们因我们而承受了多少痛苦，只是为了活下去。奇迹或会证明我们和科学都是错的，迫使我们更残酷地追求好的结果，但一切都没有保证。生与死的循环，随着时间、空间和经历变化起伏。

 

但现在在这里，要进行抢救的话，大概是徒劳的，因为没有用于气道插管的管子、没有呼吸机、没有特殊注射药物来让他们的心脏运作。没有那些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能够提供、让宝宝得到茁壮成长机会的资源和技术，我们要怎么提供最佳的医疗护理?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医生会放弃宝宝?

 

最终令人心碎的是，无论你做什么，都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戈格里亚勒是一个相对无冲突地区，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必须关闭项目，将我们的焦点放到其他项目上。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紧急救援组织。危机管理（不是发展）一直是我们的使命。但在戈格里亚勒几乎没有其他非政府组织在做长期的项目。未来模糊不清。我们走了以后，谁还会在这里呢？我们能找到其他人来接管这个项目吗？

 

飞机在大片的红泥地和无人居住的干旱沙漠灌木林上翱翔。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多米尼加农业学家，他指着远处小村庄，那里有简单但古雅的茅屋，和用茅草铺盖的屋顶。巨大的棕榈树，长着成熟沉甸甸的黄色果实，向着非洲的阳光伸展着他们僵硬的绿手指。雨季后这真是一片良田，他说。他告诉我他是如何教在Rumbekto的小社区种芝麻和秋葵，以及向他们展示怎样用一头牛去拉犁翻土，而不是只把牲畜当成传统聘礼。他解释非政府组织如何钻孔打洞以拿取在地下4米的水来灌溉田地。我们滑翔着，穿过平流层，在这个破碎国家的上空，他则用沙哑的声音拼凑着乐观的碎片。

 

着陆时，下降带来炽热的冲击，我们有默契地抓紧了彼此的手。我把沉重背包扛在肩上，开始漫长而孤独的行走，穿过另一英里、满是救援组织飞机的着陆跑道。南苏丹在蹂躏着它自己。挣扎了这么久后终于来到这片野蛮和人性共存之地，我的存在仅仅提醒着这里还未被照顾到的巨大需求。

 

我想到年迈而非常担忧的父母，看着我要离家，前来这个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的世界。道别的时候，他们无助地转开哭泣的脸，妈妈紧紧抓着父亲微曲的背部作依靠。他们唯一的女儿，得到了所有可以实现亚洲人眼中成功和发展价值的机会，被养成符合亚洲人端庄有礼的特质，现在却要飞到一个内战国家。

 

我很感谢能有这么一个在无国界医生工作机会，让我能谦卑并挑战自己，让我可以跟随自己的内心，看着它彻底粉碎，并选择成长......这是我做过最自私的事情。每一步，我都吞下惊愕、恐惧和内疚的种子，感受着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失。

 

这里没有真正的客运站，只有一个人声喧闹倒坍了的小栖息处。他们告诉我，要去找一个穿着无国界医生外套的人。杰米，我们的司机在尘雾中出现，他舒了一口气，带着轻松的微笑和步态，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他六尺四吋的高挑身材明显比我高很多，看着我把头仰后才能看到他的脸，向他道谢，他便眯着眼露出灿烂的笑容。

 

在4小时的车程中，他总是喋喋不休，教我丁卡语的生字(这个州绝大多数人使用的方言)，给我讲之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医护人员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分享的各国风俗来逗我开心。阿拉伯文的指示牌仍旧无处不在，提醒着往事。来自收音机不搭调的阿拉伯音乐节奏，配合着越野车在每个坑洼上的起伏，车子与没有铺好的泥路摩擦着。“雨水和泥土袭来的时候，人们哪里都去不了，”他严肃地告诉我：“连救护车也过不了。”

 

我们停在一个路边摊，穿着五彩缤纷像霓虹一样长袍的妇女，给我们递上装满整个大啤酒杯的香甜芒果汁。瘦得可怕的小孩围到车边，惊奇地用手指按在我们车窗上，喊着:“Kawaja ! !白人!”但同样地，许多营养不良的妇女穿着破烂的衣服，苍蝇围绕着他们怀抱着的瘦骨嶙峋的羸弱婴儿，他们向我伸来干瘪的手，掌心向上，向我求助。一些人从小缝隙伸手来，拼命地抓住我的衣服。有些患有白内障失明、没有接受治疗的男子，踉踉跄跄虚弱地走过市集。在简陋的手推车上，瘫痪和截肢的少年向我们呼喊。“我们不能把钱给他们。”杰米对我说，并赶走了他们。我的手放在口袋里，甚至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帮上忙。

 

当我们的车开过那些被大火夷为平地的村庄，残余的木头和稻草飘散在风中，他露出黯淡进而愤怒的目光，嘴唇压成一条细线，他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你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他问我：“你的家是怎样的？”

 

我犹豫了片刻，想起我们的摩天大楼，多元种族在疏离但和谐的空间下共存，丰富的食物伴随着大量浪费。

 

他关了收音机，向我们四周荒凉的草地挥手，当敌人来袭击时，人们就会跑来，躲进这片灌木林里。他们过去常在沼泽深及颈项的地方隐藏个几天。可是上年的雨季来晚了，现在包括河流在内，几乎所有的水源都蒸发掉了。光秃秃的树木把它白色的枝干伸向四方八面，一次又一次插入黏土，它的根不断寻找水份。我们离苏丹边境如此地近，这是继利比亚沙漠，世界上第二热的国家，白天最高温可到摄氏50至55度。枯瘦如柴的人在巨大的芒果树下，憔悴疲惫像成堆的白骨，暂时缓解饥饿和闷热。

 

“那里有战争吗？”他用强硬的口气问道。“你的人民会杀害他们的亲兄弟吗？”

 

我看着赤脚的南苏丹男人、女人和小孩赤脚走在路上那火柴似的倒影，当我们的货车经过，怪异的滚滚褐色烟雾时隐时现。就在一年前，有意进行恐怖可怕屠杀的敌人部落在这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出现。在全国各地，人们每天疲于逃命，没有财产、水或食物，只是为了去某个地方。这些人可能在去我们医院的途中，它是这整个地区唯一的一间医院，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接载他们。我们要遵守安全指引，而且有些十几岁的男孩还穿着大号的制服，吓唬晃动着他们的步枪。孩子们穿着二手衣服，可怕地玩着角色模拟游戏，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战争的游戏中长大。

 

“不。”我小声地说道。“不像这样。但我们很幸运，拥有多年的和平。”

 

“这里不会有和平的，”他告诉我。“我们不是农民，我们不会等待季节变更，雨水到来。我们是战士，坚硬土地上坚强的人。我们通过战斗去拿到我们想要的和我们应得的。一直都是这样，以后也会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们准备好去战斗，迎接死亡，人命毫无意义。”

 

我把我的嘴唇咬出血了，令人窒息的血红色的灰尘钻进我的肺部，两额感受着自己的心跳。我们安静地赶路，直到到达无国界医生的标识。

 

“我们到了。”他喘着气，把我从越野车上把我接下来。

 

在一棵巨大的金合欢树下，背后映衬着紫粉红色的日落光线，无国界医生国际团队正在进行一个医疗会议。当我被领到座位上，接过对讲机，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都转向我。我们讨论感染控制、服务质量及该如何改善，未来人类和医疗资源的挑战，以及未来几个月人员培训的计划。

 

细心缜密的战略制定和乐观热情带动着讨论。一整天沉重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欢迎来到无国界医生组织戈格里亚勒乐园”，另一个医生冲我眨眨眼睛，“欢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