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塞拉利昂的问候

我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月，回想当日抵达Lungli机场然后乘船到弗里敦（Freetown）的景气，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此后，我便一直在坎比亚（Kambia）。 无国界医生在塞拉利昂的工作于一九八六年开展至今。塞拉利昂爆发内战期间，无国界医生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所需。十年过去，和平重现，另一次的总统选举将会在八月举行。人们别无他法，即使这「非常」时期已过去（众所周知，提供紧急救援是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他们也得求无国界医生继续留守当地。 无国界医生荷兰分部在其中一份最新出版的刊物（《痛苦的一课：探讨塞拉利昂永无止境的健康危机》，2006）中指出：「即使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从五年前的灾难性水平中改善过来……医疗系统只能勉强地运作，医护人手及技术严重不足。」死亡率粗略估计为每天每一万人当中有一点八人死亡，每一百万人中只有一名外科医生，平圴每二万六千名孕妇只有一名助产士。这些都是骇人的数字……这也解释了为何我来到坎比亚第三次，开展我在无国界医生的第三个救援任务。 坎比亚位处塞拉利昂西北部，是与几内亚 （Guinea） 接壤的其中一个城镇，从弗里敦驱车到这儿，大约需要五至六小时的车程（当然视乎路面情况及司机的驾驶技术）。这里是典型非洲荒野小镇 —— 放眼都是泥泞路，没电力供应，食水基本上源自河流，妇女们用「lappa」（单块布料）来背着小孩 ，还有踢足球的男人。这儿仍保留着以往在这里工作过的非政府组织的标志，但目前opoto （Krio语，意指「外国人」） 都只有来自无国界医生及另一日本组织。 目前，无国界医生为坎比亚政府医院及四条村落（包括Madina、Tombo Wala、Mambolo及Gbonko Maria）的诊疗所，提供支援。在医院里，无国界医生直接参与实验室、儿科及妇产科病房的工作，并间接参与为五岁以下幼童而设的诊所、结核病诊所及艾滋病 / 性接触传播感染诊所的工作，而我则被委派为儿科医生及住院部的主管。 儿科病房共有六十五张病床，在我执笔之时，这里共接收了四十五名病童。我知道，就在几个月前（在雨季时份），病房竟接收了一百二十名病童，要两至三名病童共享一张病床。他们都因为疟疾、肺炎或腹泻而入院。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绝大多数的病童都有营养不良（消瘦性及恶性营养不良）。因此，除了医治急性疾病之外，这里亦设有营养计划。治疗急性疾病一般需时三至五天，但由于病童营养不良的情况太过普遍，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治疗，他们因而一般会留院六至八个星期。 除了在儿科病房工作外，我亦负责督导当地员工、医疗物资库存管理工作，及担当无国界医生与其它组织（例如当地卫生部及塞拉利昂红十字会）的联系人角色。对我来说，这是挺新鲜的体验。在以往的任务中，我从没负责过人力资源或药物管理的工作，亦鲜有担当代表无国界医生的角色。现在，我会利用每轮巡病房之间的时间，编排值勤表及培训日程、审批当地员工的假期、点算药丸存量及为住院部药房订两星期的药物、跟医院的地区医疗主任、卫生部门主管及护士长会面及担任废料管理小组成员，以及出席捐血活动。 在妇产科病房，无国界医生照顾由其它村落的诊疗所转介来的孕妇。这些都是有并发症的分娩病症，例如复合先露（即胎儿的一肢体脱出与另一先露部分同时出现在子宫或子宫颈内的产式）、惊厥、分勉困难及多胞胎。我对这个国家的病人转介制度（若真是有的话）有点泄气。我在这短短的日子里，见过一些孕妇阵痛了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作为儿科医生，看到不少难产的个案，我真的有点沮丧，因为只要妈妈可以早一点被送进医院，这些婴儿本来都可以健康地出生。 无国界医生关注到安全怀孕及分勉的问题，几年前在医院数米外建成了候产室，以便从老远的村落来到的孕妇，可以在预产期前数星期，免费住在这里。这节省她们前来医院的时间（走路要几天时间），当她们分勉时，亦可得到迅速的协助。 候产室公开给所有孕妇使用，但实际上，这里的孕妇都是经由无国界医生支援的诊所转介来的。这儿根本无法应付整个地区上每一间诊所转介来的病人，这解释为何有这么多本可避免、但最终无法救回的病例。就如上星期，便有一名孕妇从村落走了三日三夜的路，抵达医院时，婴儿的身体已外露，头颅却卡在产道内。 每一日，都是令人难忘的经历。作为医生，处理一些在祖家没见过、也不会施行相同疗法的病例（例如初生婴儿破伤风、脑型疟疾或只有四公斤重的两岁小女孩），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在前线工作，可作的选择不多，这些限制教晓我不要轻易放弃，反而激发起创意，寻求解决方法，以提供可能范围内最好的治疗。 例如，有一位病人每次吃药后都会呕吐大作，后来发现这位小女孩一年前因摄取了腐食性碳酸钠，导致食道堵塞。若是在我祖家发生，她可接受手术，直接将一条管道伸延至胃部以进行喂食。但在坎比亚甚至弗里敦，这手术方法并不可能。因此，我们唯有作出指示，要频密地而逐小逐小份量的给她喂食。自从她留院观察、接受新喂食疗程后，小女孩再没呕吐，并于三天后出院。   除了工作，在坎比亚的生活其实很写意。自问我甚感幸运，能够成为大队中的一员，。作为队中唯一一位男士，面对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队友，起初我有点忧虑，事后却证明这是多余的，我甚至在一天累透的工作后，为她们按摩足部。我们居住的营地，不比我以往任务的基本和简陋。我可以拥有自己的tukul（茅草搭成的小屋）。厨师准备的膳食令人有点惊喜，众人在营地的主屋一起享用。晚上我们会在「娱乐室」（另一间小茅屋）里看影碟和喝冰冻的啤酒。由于坎比亚没有互联网，有些人或以为这里是地球上其中一个最偏远的地方。说来惊喜，这里竟有流动电话网络覆盖，我祖家的流动电话国际漫游服务，甚至可在这里运作。 一个月已过，距离任务完结还有四个月。我没有刻意计算在这里余下的日子，说实话，我停止倒数了。我当然想家，挂念朋友和家人。坎比亚离他们几千公里远，有些人甚至对塞拉利昂位处地球哪一处一无所知，但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 自从加入无国界医生，参与其志愿工作之后，我到过很多从前根本没想过会去的地方。每次置身机场，寻觅及等待前来接我的无国界医生当地员工，我都感到忧虑和迷茫。但随着时间流逝，昔日的忧虑已转化成兴奋，亦由迷茫变得坚定。早上，每当我步行前往医院时，我已开始享受走那一段泥泞路，及沿途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孩，不时问我：「外国人，你叫甚么名字？」 在坎比亚的时间过得很快。午饭后，我开始写这封信，并享受着这个刚巧我不用当值的星期六。其它队员都跑都营地附近的小河游泳，不过，我选择在这里完成这封信。还来不及，他们已回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不禁想，明天将会有甚么事情发生……我实在急不及待想知道呢。 祝一切安好。 哥斯高 二零零七年三月

来自菲律宾的哥斯高医生，于二零零六年加入无国界医生，于二零零七年在塞拉利昂的坎比尔负责基本医疗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