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茨尼克（Sarah Woznick）是一名深切治療部專科護士。低沉的聲線、烏黑的頭髮、褐色的瞳孔，她在病房間快步穿梭，非常忙碌，或讓自己一直忙著。她半年前從科羅拉多州丹佛來到加沙。本來是她的救援任務的最後一天，但「護刃」行動把她留住了，她決定在這個特別艱難的時刻留下支援隊伍，讓無國界醫生能夠在加沙維持開展最多的醫療工作。
我能夠到加沙首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任務，讓我感到很興奮。不單是因為我的專業和項目相符，而且這是見證當地實況的機會。再者，當我到達後，最先遇到的就是一群非常友善、親切的人。加沙的矛盾令人難忘，你無法在這裡獲得一些最基本的東西，但同時卻有著其他你不會預期的事物，例如沙灘旁的豪華酒店。
納賽爾醫院（Nasser hospital）的深切治療部是我工作的地方，我發現這裡連非常基本的物資，例如手套這類用完即棄的東西也缺乏。我從未想像過這些東西在我的國家是需要配給，甚或不用，真讓我大開眼界。和我一起工作的巴勒斯坦護士長不斷說「別忘了我們是在加沙，我們經常要面對物資短缺」，然而，加沙並不是未發展地區！
由於遭到封鎖，和我們一同工作的人員，全都未能離開加沙接受培訓，以增進他們的知識，所以我們嘗試為他們提供培訓。我們在納賽爾的同事在很富挑戰的環境工作，當中很多已數月未收到工資，或間中收到部分工資，但是他們沒有放棄。他們知道如果不上班，就可能被立即取代，拿部分工資總比沒有工作好；還有，他們大都竭盡所能照顧病人。
我想起有一次深切治療部內一些員工爭論著，他們過來找我，說「你知道嗎？我們在這裡承受很大壓力」。其實，當我們獲一位醫生邀請到他的農田時，我才發覺自己的壓力。我深呼吸一口，但仍有一段時間未能釋懷。加沙是個非常城市化、人口稠密的地方，除非你離開這裡一段時間，否則你不會察覺在如此封閉的環境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但大部分人都沒有這個機會。
我原定離開加沙的那天，就是「護刃」軍事行動開展的翌日。行動第一天，我們身處的地區有很多空襲。當你知道有顆炸彈落在附近時，那種感覺很奇怪。你知道無國界醫生不是目標，所以你會安全，但你的身體不知道，仍釋放很多腎上腺素，使你心跳加速、高度警覺。現在我稍為習慣了，但有時轟炸聲仍然會嚇我一跳。我想行雷對我來說己經不再是一回事了！我們所有人主要都是想到巴勒斯坦的同事，我們都擔心他們。無國界醫生的建築物很安全，但他們的家未必是。
自戰事開始，我的角色就是協助管理手術後護理診所，以及預備藥房的緊急物資來捐贈給各醫院。我們的診所差不多每天都能夠提供服務，並有一支基本醫護隊伍，成員包括一位物理治療師、一位護士和一位住院主任，他們都住在診所附近。我們替他們安排交通，由無國界醫生的車輛接送他們往返家中和診所，所以他們不用走路。我的工作主要是監督這些工作，但在轟炸太猛烈、診所需要關閉的日子，有些病人依然會來到我們的辦公室，所以我會親自替他們更換敷料。替幼童包敷料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他們不明白你在做什麼，他們會一直看著你，想知道你會對他們做甚麼。我們自戰事展開以來接到的新傷個案中，約40%是5歲或以下的兒童。我記得有一名整個背部都被熱水灼傷的5歲女童。我們經常見到灼傷個案，但她是在逃避炮轟時被熱水灼傷的。我記得她父母在她哭的時候安撫著她，也記得她臉上驚恐的表情。我想知道她現在的情況如何，因為很遺憾的，這家庭沒回來診所覆診。
我想起另一個10到11歲的女孩。她遇到家居意外，被熱茶濺到手臂。她自己前來診所，我們的項目統籌尼古拉斯問她：「你獨自走到街上不害怕嗎？」她答道：「你知道的，我們都會有死的一天。」我想，這個女孩的思想比她的年齡成熟得多。我們其中一個巴勒斯坦同事告訴我，他的孩子一聽到轟炸聲便躲到桌子下；另一個則說「我的孩子都會抓住我，以為我能保護他們，但事實上我不能」。為人父母卻不能保護兒女，必定非常難受。
回到家裡我定會分享在加沙的經歷，特別因為我來自美國，不是每個人都明白這場衝突有多複雜，大部分人都沒有太多這方面的資訊。離開這裡會讓我很難過，而我也會天天想起這裡的人。即使當地的危機解除，我仍會想起這班生活在被各方圍困地方的朋友。我祝福他們能夠不再被城牆所圍困，得到自由和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