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名醫生需要負責超過兩萬的病人

在發達國家的人恐怕很難想像物質缺乏的滋味，大多數活在都市的現代人感受到的往往以物質過剩為代表的消費主義文化。每次從非洲回來，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站在琳琅滿目的超市貨架前，我都會發出蘇格拉底式的感慨道：「原來這裡有這麼多我不需要的東西啊！」 南蘇丹的項目是一個緊急項目。超過50萬的難民從北蘇丹各處長途跋涉，來到南蘇丹與埃塞俄比亞邊境上尼羅河州，他們聚集在四個難民營中，生活條件極其惡劣。 請讀者們試著想像一下，在戰火即將蔓延到家鄉的前一刻離家逃難，因為出發時匆忙，根本不能帶上像樣的行李和食物，經過一兩個月在野外的長途跋涉，期間沒有清潔的飲水，有時候甚至需要使用路旁的樹葉活命，終於來到難民營，卻不得不與幾十萬擁有相同命運的人們擁擠地居住在一起。沒有充足的食物，缺乏最基本的醫療設施，許多人到達的時候除了腳上的塑膠涼鞋和頭頂上的衣服包裹以外一無所有。在這裡，婦女和兒童像蒼蠅一般默默死去。 假如沒有眾多和我們一樣的救援組織，他們的命運恐怕會被世人遺忘。 在多羅難民營，面對16萬的登記難民（許多難民沒有登記，加上我們同時對當時社區的居民也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因此簡易診所覆蓋的人群遠遠大於這個數字），只有不到七名的醫生，在我抵達的第一個月，我是無國界醫生多羅診所唯一的醫生。面對蜂擁而至的病人，我們只能想方設法深挖潛力讓本來已經非常有效率的團隊變得更加高效。 我到達後獨立工作後的第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第一個病人是一個小孩，他把一個豆子塞到鼻子裡。當我用最小號的血管鉗夾出豆子的時候，第二個病人是一個從樹上摔下來的孩子，他的手臂骨折，我看是閉合性骨折，而且沒有血管和神經損傷的跡象，就給病人打上了石膏。這個時候我不禁懷疑我職位描述上的內容：這真的是一個內科醫生的職位嗎？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就明白了這裡最大的問題還是感染。因為極差的衛生條件，一個小小的皮膚破口可能發展成為巨大的軟組織膿腫。在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裡，我從事的膿腫切開手術超過我之前28年的總和，我見識了各種各樣聞所未聞的皮膚感染，南瓜大小的乳房膿腫，手部膿腫，肛周膿腫，還有類似膿腫的甲狀腺囊腫。因為囊腫內巨大的壓力，有時候囊腫切開的時候膿液會像噴泉一樣噴湧而出。 下面的照片就是一個五歲孩子接受肛周膿腫切開後的照片。我們使用一個最小號的導尿管作為引流管，末端接上一個大針筒作負壓吸引用。在沒有更多醫療器械的診所裡，一切都要因地制宜。 當一名醫生需要負責超過兩萬的病人，而且最近的上級轉運鄉鎮醫院在十多公里以外。在這樣的條件下，是否把病人轉診鎮醫院，是否動用無國界醫生的飛機將患者運至首都的朱巴教學醫院，還是在診所現有的簡易條件下儘快治療穩定病情，我是最直接的負責人，我也因此時時感到責任重大，我的決定可能意味著一條命，如果是孕婦的話，甚至可能兩條生命的安危。因為必須面對可能出現的所有情況，醫生本來的專業變得毫無意義，這樣我就成了半個外科醫生，在半個外科醫生裡，我還是八分之一的婦科醫生，八分之一的新生兒病學醫生，八分之一的骨科醫生，八分之一的兒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