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別－－蘇丹達爾富爾救援日記

九月十日，我在達爾富爾接近兩星期。這天我休假，但在不大安全的地方工作，有時總要犧牲一些自由，結果我差不多整天都留在營地裏。這天天氣很好，我花了一些時間，細閱一本有關盧安達種族屠殺的自傳，並慶幸這天沒有收到緊急電話，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 接近傍晚時分，有人建議看日落。於是，我們登上利雅難民營後面的一座小山丘，山丘的對面是一個山谷，那裏有一大片綠色草原和耕地，可看到完成一天工作，或運送食水和執拾柴枝的人們，正騎著驢子或徒步回家。 終於，太陽完全消失於地平線上。從遠處眺望，那應該就是蘇丹西面的鄰國乍得吧，也就是去年數以萬計的蘇丹人民，為逃避暴力襲擊，希望能夠尋得棲身之所的地方。 第二天晚上，將近淩晨二時，突然傳來「砰！砰！」聲響，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並很快意識到那是槍聲。這可是我人生裏第一次聽到真正的槍聲呢。再有兩聲槍響隨後而至，槍聲是從與營地很接近的地方傳來的。我有點驚慌，不知所措，我應留在房內，抑或出去看看？若有人衝入房內，我該怎麼辦？我聽到守衛在營內四處巡視的腳步聲，然後是一片沈寂。約十五分鐘後，我的腎上腺素逐漸回復正常水平，並再次陷入熟睡中。 早上起來，我興奮地和營地中的隊員講述前一晚的槍聲事件，他們卻顯得出奇的平淡和鎮定，只說：「在這裏，每晚也會有槍擊事件發生。」是我之前一直太熟睡，直至這一晚才聽到槍聲嗎？實在摸不著頭腦。 我再到醫院看看四天前由哈比拉送來、有腸道梗塞的男病人。他剛被送抵時，我曾一度懷疑他的腸道梗塞是寄生蟲所致，但觸摸檢查他的腹部時，卻又感到他的右下腹有硬塊。觀察了四天，他的情況未有好轉，他需要的是接受手術，但沒有人願意捐血，不能進行手術。他兒子的血型與他不吻合，便找遍住在埃朱奈納的親戚，向他們求助，但始終沒有人到醫院接受血液測試…… 轉眼間已過了接近一個月，我的救援工作也告一段落。誠然，要改善當地的情況，說的可能是花上六個月、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絕不是我一個人在短短時間之內可以辦到。 就以瘧疾和結核病為例，那是當地十分普遍的傳染病，大部分當地人，一生人裏最少感染一次瘧疾，他們雖然知道瘧疾是甚麼一回事，但有時總是不到最後一刻也不求醫，又或是當地醫生給他們的治療並不恰當，包括開出已失效或份量不當的藥物。而當地居住環境衛生惡劣和營養不良，則導致結核病肆虐，縱使蘇丹政府曾設立全國抗結核病計劃，但很多時因欠缺基礎設施、藥物供應，結果計劃始終未能全面推行。 至於愛滋病，那也是「無國界醫生」認為最大機會影響當地公眾健康的傳染病之一。蘇丹的傳統文化容許一夫多妻制，而有愈來愈多的證據，也佐證了社區內出現性暴力事件。從婦女健康診所接收的性病個案中所見，我們相信愛滋病在當地已有某程度的廣泛傳播。然而，當地人都不大察覺自己已受感染。 於是，在過去一段日子，我嘗試為「無國界醫生」的婦女健康輔導員，設計一些關於這些疾病的基本訓練。婦女健康輔導員都是難民營內的居民，她們會探訪鄰居，在閒談中向他們灌輸健康教育。訓練集中教授疾病的成因、傳播途徑、治療及預防方法，希望透過增加社區對瘧疾、結核病和愛滋病的關注，當地人會更小心作出預防，並在感染疾病後，盡早到診所求醫。 而過去數星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當地人面對死亡的態度。 猶記得那個患有貧血的孕婦，我們把她由哈比拉送到埃朱奈納醫院的第二天，她便去世。你不會看到她的親人在呼天搶地，只見她的丈夫黯然落淚。對當地人來說，一個人「要死便死」，不會認為有其他選擇或避免方法。是他們沒有想過其他選擇？抑或他們根本不知道？對於死亡，當地人似乎總是容易接受。畢竟，那裏缺乏資源、人手和醫療設備，病人即使被送到醫院，不代表可以有一線生機，但原來，醫院很多時甚麼也做不到。 我離開埃朱奈納當日早上，在辦事處等候司機送我到機場期間，辦事處已收到三個來電，要求把病人送到埃朱奈納醫院，其中一個是來自克倫力、受了槍傷的男人，他會像我過去三星期所遇到的很多病人一樣，即使被送到醫院，最終也難逃死亡的厄運嗎？ 登上四驅車，朝著往機場的路途進發。在埃朱奈納的日子，講究打扮是奢侈的事，我與大部分的志願人員一樣，每天都穿著簡便的拖鞋，烈日下在黃土上走來走去。把已經龜裂的雙腳放回一雙舒適的鞋子之內，感覺，不是太習慣。就如要從這個被遺忘的國土，重回繁囂的城市一樣。 彭偉強

彭偉強醫生於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個生物化學學位，並於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學醫學院課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無國界醫生愛滋病治療訓練，同年十二月開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參與愛滋病治療項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遠赴非洲蘇丹達爾富爾，再次投入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