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ky和Mini

Micky和Mini 今天是2012年9月13日，自從我去年辭職參與人道救援差不多滿1年時間，幾周前結束了為期3個月南蘇丹的項目，帶著滿身的疲憊回到家。幾個月時間體重減少5公斤，閉門不出休息了好幾天時間才稍微緩過勁來。 回到中國見到了朋友們，紛紛問起南蘇丹的見聞，我說︰「當時實在太忙，到底是沒有時間寫。」有一位朋友就正告我：「你還是寫一些東西吧，這樣也省得一遍遍地講同樣的事情。」 其實我在南蘇丹期間經歷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其實都很小，即使在當地恐怕也沒有多少人在意，但是每一件都是我的親身經歷。 Micky和Mini 他們是一對在我們的診所裡出生的雙胞胎，孩子的母親是難民營裡的1位普通婦女，看起來還不滿18歲。這也是當地的常見情況，女孩子一般從14、15歲就結婚，到30歲的時候大多是5、6個孩子的母親。甚至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齡，因為年齡本來就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在媽媽的肚子裡呆了不到28周就早早地降生到這個世界，是一對可愛的龍鳳胎，出生時的體重只有不到3斤，屬於超低體重早產兒。富有經驗的比利時助產士告訴我，在非洲，因為母親的營養情況不佳，許多孩子出生時的體重往往偏低，但是只要是足月誕生的孩子，往往可以憑藉頑強的生命力活下來，但是這對孩子看起來實在過於虛弱，她表示非常擔心，最後決定把孩子暫時放在產後病房，多觀察幾天再決定是否出院。助產士正好利用住院的時間教會孩子母親擠奶，然後使用湯匙和針筒喂給兩個孩子，他們每天需要餵食8次以上。 兩個孩子的眼睛都還睜不開，除了吃奶大多數時間都在睡覺。只有當助產士把孩子放在溫水裡洗澡的時候才會微微睜開眼睛，發出滿意的哼哼聲。我一次去婦產科會診正好看到這兩個孩子，我不禁脫口而出，他們就像兩隻小老鼠。當時他們還沒有名字，就這樣，Micky和Mini就成了我們對他們的稱呼，Micky是男孩子的名字，Mini是女孩子的名字。 我下一次見到兩個新生兒是他們出生3天的時候。2個孩子出現了大片剝脫型水皰，很有可能是因為照顧孩子的人沒有洗手，脆弱的新生兒皮膚發生了感染。Micky的情況尤其嚴重，黃色的膿皰幾乎佔據了一半的身體，Mini的情況略好，但是也不容樂觀，因為感染如果控制不及時，能夠在幾天時間內迅速加重。 這樣的情況我也不是第一次見到了，我們立即開始了抗生素治療，同時限制了每天探望孩子的人數，希望避免交叉感染。3天以後，治療效果開始慢慢體現出來，膿包消失了，並且開始結痂。我們松了一口氣，只是在出生1周後我們復查體重時發現孩子的體重幾乎沒有增加的跡象。 這不是一個好的兆頭，這麼小的孩子根本沒有能力吸奶，而且因為發育不完全，用助產士的話說：「他們甚至會忘記呼吸。」我們懷疑是母親沒有按時足量餵奶，因為孩子的母親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幾乎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可能不明白餵奶的重要性。可是接下來的情況更加糟糕，兩個孩子都出現了體溫過低的症狀。 當地人的習慣是用一張毛毯把孩子裹起來，但是當時正好是雨季開始的時候，晝夜溫差很大，在淩晨的時候我睡在帳篷裡即使蓋兩條毯子都覺得冷，更不用說發育不全的孩子了。只是病房的設施實在是極端簡陋，連基本的暖箱也沒有，我們只得用醫用棉花把孩子裹起來，再纏上紗布，希望能夠借此保持一點可憐的熱量。另外當地員工也反復向母親說明足量母乳的重要性，如果遇上母親忘記，我們的員工會幫助母親完成餵奶。 在隨後的幾天Mini的體重開始上升，但是Micky卻根本沒有好轉，他甚至連哭的力氣也沒有。因為我每天都會去看他們，漸漸有了感情，我也開始擔心孩子可能撐不過去我暗自裡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們最終保不住他們，我會很難過的。」儘管有我們全體盡了最大的努力，在他出生後第十三天的時候，終於發生了大家都願意看到的事情。 即使是幾個月以後的今天，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那是我在南蘇丹期間最繁忙的一個夜班。作為當時診所唯一的醫生，我剛送了1位難產的孕婦前往鎮中心醫院接受剖宮產，隨即送來了一個在家中接生產後大出血的婦女，她的血色素只有3克，眼結膜如同紙一樣蒼白，可是我們找不到合適的供者進行輸血。11點鐘的時候Micky停止了呼吸，早上6點鐘另一位在內科病房診斷重型腦型瘧疾的兒童宣告不治。 這樣的孩子如果誕生在歐洲，絕大多數都可以活下來，成年後擁有正常的生活。他們會在新生兒特護病房，有暖箱，有功能完備的化驗室，有24小時專職護士和兒科醫生全程護航。在南蘇丹的環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內科醫生，甚少有兒科經驗，而新生兒病學是兒科中最複雜的部分，更不用說Micky和Mini是早產的極低體重新生兒。 事來我反復檢討Micky的病例，我猜想當初發生皮膚感染後，新生兒破損的皮膚可能成為了細菌進入感染內部臟器的門戶。到他出現低體溫的症狀，很可能這個時候已經發生了新生兒敗血症。體溫過低並不是保暖的問題，體重沒有改變也可能並不僅僅是餵養不當，而是敗血症的表現。因為孩子過於虛弱，伴有發育不全，他甚至連發熱的能力也沒有。 孩子出現膿皰時我們開始僅僅使用口服抗生素，只有在第十三天，也就是最後一天我才調整抗生素為靜脈注射用藥。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早一些把口服藥劑升級，也許一切可以挽回。只是我們並沒有血常規分析儀，沒有細菌培養的結果，更沒有細菌抗菌譜檢查，一切只憑藉臨床經驗。而只憑藉臨床觀察，最後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結論。 有人這樣評價我們的工作：你們的工作方式如同看到有人在海裡裡溺水，奮不顧身地喝海水，希望把海水喝幹拯救生命，但是最後不但不會有什麼結果，反而把自己徹底弄垮。仔細想想他說的其實也不無道理，即使拯救了孩子，以這個孩子的身體狀況，幾乎不可能在難民營那麼惡劣的環境中生活下去。即使是出生時健康的孩子，每10個孩子就有一個可能活不過1歲生日，又有另外1個可能會在5歲之前夭折，只有不到8個能夠長到5歲。孩子們能夠因為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快夭折，重型瘧疾能夠在一天之內進展惡化，和Micky同一個晚上離世的孩子只有6歲，送到醫院短短幾個小時，在藥物真正起效之前瘧疾便奪去了他的生命。女孩子成年以後，每7個產婦中就有一個可能會在產床上死去。這裡也是霍亂、肝炎和狂犬病的高發區。這樣的環境下，作為緊急醫療救援機構的無國界醫生，我們能夠做的其實有限。南蘇丹因為戰亂，民族仇殺，動盪的局勢幾十年沒有任何改觀，由於我們並非發展型非政府組織，我們在幾十的時間裡也就不停地重複相似的，治標不治本的緊急救援行動。 我更願意把我們的工作比作在海邊拾起擱淺小魚拋回海裡的孩子。我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們以最大的努力改變著當地的醫療環境，因為每一條回到海裡的小魚在乎。Mini最後順利地出院了，她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她曾經有過1個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不到2星期的弟弟，但是她一定在乎我們所做的一切，即使他們出身卑賤，即使他們默默無聞，如同兩隻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