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围栏那边的朋友

31岁的菲耶尔斯塔尔（Ane Bjøru Fjeldsæter）是一名心理学家，来自挪威的特隆赫姆（Trondheim）。她最近参与了无国界医生于蒙罗维亚的埃博拉救援项目，为期一个月。

 

一道橙色的双层围栏，把利比里亚分割开来。我们架起这道围栏，不让病人靠近我们，把健康而较幸福的我们，和患病而有需要的他们分开，让我们觉得疾病没那么致命。我们架起这道围栏，有个崇高的原因，就是要提供隔离治疗。

 

帕特里克（Patrick）在围栏里面，而我则在外面。

 

我每天都看到他，我们会互相微笑挥手。帕特里克只是个孩子，但他和年龄比他大三倍的人一起玩耍，像要证明自己还年轻，不应该太早死去。他们在有力气时会玩象棋和朴克牌，有天我穿着像太空侵略者穿的防护衣物，把一台收音机带了进去，之后他们也用来听英国广播公司的非洲频道。帕特里克的笑容腼腆而且歪向一边，右眼有个瘀伤。他刚失去了母亲，父亲则和他一同住在这可怕的地方。

 

每天我都会告诉自己：Ane，不要向这孩子付出真心，因为他活不下去。他在这里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永远离开。他一旦离开以后，你要怎样工作？你不知道你在这里面对的是甚么吗？像电台所说的，是“埃博拉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死亡率。在围栏那边的人不会回到这边来。你知道的，靠得太近会有危险。

 

我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但从不听自己的话。每天早上回去上班时，我实在无法不去寻找那歪着的笑容，也无法不留意到他的能量水平每天的细微变化。我不得不和他挥手，细看他的脸和他的医疗图表，寻找任何可以让我期待他情况正在改善的迹象。任何让我期待有天我可以和他一起玩扑克牌，而不用戴着面罩、护眼镜和双层手套的迹象。

 

可怕的早上终于来到。那个我早已准备好的早上，帕特里克不再向我挥手。我看着围栏的另一边，他正躺在阴凉处的一张毛毯上。那些男人，也就是他的朋友们，悄悄围着他，看来很担心。我穿上防护衣，怕最怀的情况将会发生，步向病房。帕特里克的父亲告诉我，他整晚胃痛，嘴唇干裂、发烧、双眼流泪，一点气力也没有。帕特里克一看到我，便试着笑起来。

 

－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你看来不太好。看到你这样我很担心，我可以为你做些甚么？

 

他看上来，小声说了几句话，穿着厚重宇宙飞行服的我于是靠向前。他说了甚么？

 

－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带辆单车？

 

帕特里克，你要骑单车去哪里呢？你爱你的妈妈，在她生病时，你就在她旁边。现在，你被橙色的围栏包围，永远也没法学骑单车。你以为这只是胃痛吗？你年长的朋友们没告诉你有关埃博拉的事吗？还是在英国广播公司非洲频道告诉你，不久后你将会出现吐血病征的时候，他们把音量调低了？

 

我出去了，不想戴着护眼罩流泪。我讨厌自己遇上这个孩子。为甚么我总是不留在家里？

 

那天我请了假。我答应自己会找份正常工作。

 

第二天早上，有些事情把我带了回去。我想为帕特里克的父亲而去那里，无论他正经历些甚么。他看起来很疲倦，但看到我越过围栏便笑了起来。他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个人对着我腼腆一笑，笑容歪向了一边。我们挥手。

 

我看到帕特里克没有力气离开椅子，所以我穿上防护衣走了进去。虽然只看到我一部分的脸，但他把我认出来了。

 

－我看到了我的朋友，但看不到我的单车！ 

 

我不能告诉他，我当时不认为他能够活着度过晚上。我尝试找寻合适的字眼。我能说我忘记了吗？帕特里克严肃地看着我。

 

－女人是善忘的，但男人不是！

 

帕特里克，你到底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的？这就是你从你伙伴那里听来的话吗？答应我，有一天你要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

 

上星期日，帕特里克和他父亲一起出院。他们两人看来筋疲力尽。我几乎不能相信帕特里克在右眼的瘀青散去前便治好了埃博拉。他变得很瘦弱，我们要在他的裤子上系上一条绳子。

 

从治疗中心出院是一件令人混乱的事。几星期以来人们都害怕接近你，突然他们却想拥抱和亲吻你。这足以把任何人弄得头昏脑胀，即使是像帕特里克这样老成的年轻人。

 

病人康复不太常见，但当有人康复时，我们会提供一张证书，证明他们的化验结果呈阴性。帕特里克和我并肩站在围栏的这边，露出害羞的微笑，手里拿着这张证书，准备好学习如何骑单车。

 

帕特里克，和你所想的不同，有些事情，女人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