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队伍被逐出达尔富尔后的忧虑和引起的混乱

在西达尔富尔扎林盖（Zalingei）工作了七个月的无国界医生项目经理志诺（Eric JEUNOT）说︰「我并不明白。」他续说︰「我不能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无国界医生获准在该城镇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该城镇有十三万名居民，当中包括十万名流离失所者。志诺说︰「我难以相信这个驱逐的决定。我们在Hassa Hissa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诊所，每日都有大量的病人求诊。但现在当他们来到，只见到已关门的诊所。我们尚有两所为严重营养不良儿童提供治疗的营养治疗诊所。我们亦有在医院提供免费的医疗护理，但现在病人则需要付款。我们特别担心医疗费用的问题，因为当地的居民并没有太多的钱。当地的医疗人员不会再得到我们提供的津贴，这样可能减低他们继续在医院工作的动力。」

当地的医疗问题十分明显。曾任无国界医生尼尔特（Niertiti）项目经理的伯臣（Pauline BUSSON）收到当地员工的求助电话，他说︰「他们对我说︰『我们再没有食物提供予留院病人。我们没有钱将有需要接受手术或剖腹生产的病人送到扎林盖，或将患上脑膜炎的病人送到尼尔特。』我可以如何响应他们？我根本没有方法帮助他们！我只能告诉他们去找当地的政府，因为现在这是他们的责任。无国界医生目前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医疗项目，为在尼尔特及其周边地区约八万名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当我们被驱逐后，当地只剩下一名医生及四名护士为这批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医疗队本来正准备开展一项紧急的脑膜炎疫苗注射项目，以应付该区的正出现的传染病。

有九万名流离失所者的卡尔马（Kalma）营地正爆发脑膜炎，疫苗注射项目已于三月七日（星期六）开展。为无国界医生在营地进行协调工作近九个月的葛些达（Lydia GEIRSDOTTIR）说︰「这是一场灾难。」他续说︰「患上脑膜炎的居民并未得到治疗，病人无法转介到尼亚拉（Nyala）的医院，亦再没有疫苗注射项目。居民可能因而死亡。」

过去九个月一直在穆哈加里耶（Muhajariya）一间医院工作的护士昆雯（Vanessa CRAMOND）说︰「当我们登上直升机时，我们为数以万计未能获得医疗服务的居民感到心碎。这一刻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难受的时刻。」穆哈加里耶是南达尔富尔的大城镇，无国界医生在当地开设一所医院，为城镇及周边近七万名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昆雯说︰「在一月，因为该区局势不稳，我们将大量员工撤走近六星期，我们被驱逐时，只是刚刚回到当地两星期。当我们离开时，我们每日正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病人诊症。营养不良的儿童数目亦正上升，我们于一星期内接收二十一宗急性严重营养不良的新症，但以往一个月只有约三至四宗新症。原本得到我们帮助的居民，现在被置之不理，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也没有人为他们提供。」

一个流离失所者占三分一人口的地区，人道救援工作将当地的死亡率稳定下来──但这是驱逐发生之前的情况。无国界医生医疗统筹毕图尼（Emanuela BERTOLI）说︰「虽然当地有很多问题，但情况本来并非十分悲惨。」他续说︰「在我们工作的医院和诊所，不论由无国界医生自行开设或与当地卫生部门共同开设的，其死亡率以往都低于百分之四，情况较非洲其它国家的医院好。我们一直致力为各种暴力的伤者和传染病患者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除了无国界医生和医疗护理服务，在达尔富尔的整体人道救援工作规模是全球最大，有效避免死亡率过高。所以我们十分担心目前的情况。

当医疗队撤离后，驱逐的公告令人感到沮丧。志诺于一星期前（三月三日）离开扎林盖，他说︰「苏丹政府要求国际人员撤离扎林盖及另外几个城镇，因为他们未能再确保我们的安全。我和队伍的其余十一人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我们更向当地政府表明希望留在当地，以确保有必需的医疗人员。」但队伍被迫依从决定，撤离到喀土穆（Khartoum）。志诺说︰「我们当时最担心的是要离开多久。」他续说︰「当时，我们有信心能够返回当地，但我们担心未能于数天内回去，最多应该只是两个星期。」但当国际刑事法庭宣布控告苏丹总统巴希尔后，志诺获悉撤离变成了驱逐。志诺后悔地说︰「我无法告知病人我们为何要离开。」他续说︰「我无法直接向一百二十名与我们一同共事的员工交代情况和通知他们被辞退，部分人已为我们工作了五年。我亦无法通知一直依靠无国界医生协助的医院的总监，我们需要立即停定工作。我感到像是我遗弃了，本来我答应照料他们的居民。在地方的层面，工作一切顺利。我们的合作良好。这个驱逐的决定并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