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醫生隊伍被逐出達爾富爾後的憂慮和引起的混亂

在西達爾富爾扎林蓋（Zalingei）工作了七個月的無國界醫生項目經理志諾（Eric JEUNOT）說︰「我並不明白。」他續說︰「我不能相信正在發生的事情。」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無國界醫生獲准在該城鎮為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該城鎮有十三萬名居民，當中包括十萬名流離失所者。志諾說︰「我難以相信這個驅逐的決定。我們在Hassa Hissa流離失所者營地的診所，每日都有大量的病人求診。但現在當他們來到，只見到已關門的診所。我們尚有兩所為嚴重營養不良兒童提供治療的營養治療診所。我們亦有在醫院提供免費的醫療護理，但現在病人則需要付款。我們特別擔心醫療費用的問題，因為當地的居民並沒有太多的錢。當地的醫療人員不會再得到我們提供的津貼，這樣可能減低他們繼續在醫院工作的動力。」

當地的醫療問題十分明顯。曾任無國界醫生尼爾特（Niertiti）項目經理的伯臣（Pauline BUSSON）收到當地員工的求助電話，他說︰「他們對我說︰『我們再沒有食物提供予留院病人。我們沒有錢將有需要接受手術或剖腹生產的病人送到扎林蓋，或將患上腦膜炎的病人送到尼爾特。』我可以如何回應他們？我根本沒有方法幫助他們！我只能告訴他們去找當地的政府，因為現在這是他們的責任。無國界醫生目前沒有辦法幫助他們。」無國界醫生在當地的醫療項目，為在尼爾特及其周邊地區約八萬名居民提供醫療服務。當我們被驅逐後，當地只剩下一名醫生及四名護士為這批居民提供醫療服務。醫療隊本來正準備開展一項緊急的腦膜炎疫苗注射項目，以應付該區的正出現的傳染病。

有九萬名流離失所者的卡爾馬（Kalma）營地正爆發腦膜炎，疫苗注射項目已於三月七日（星期六）開展。為無國界醫生在營地進行協調工作近九個月的葛些達（Lydia GEIRSDOTTIR）說︰「這是一場災難。」他續說︰「患上腦膜炎的居民並未得到治療，病人無法轉介到尼亞拉（Nyala）的醫院，亦再沒有疫苗注射項目。居民可能因而死亡。」

過去九個月一直在穆哈加里耶（Muhajariya）一間醫院工作的護士昆雯（Vanessa CRAMOND）說︰「當我們登上直昇機時，我們為數以萬計未能獲得醫療服務的居民感到心碎。這一刻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難受的時刻。」穆哈加里耶是南達爾富爾的大城鎮，無國界醫生在當地開設一所醫院，為城鎮及周邊近七萬名居民提供醫療服務。昆雯說︰「在一月，因為該區局勢不穩，我們將大量員工撤走近六星期，我們被驅逐時，只是剛剛回到當地兩星期。當我們離開時，我們每日正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病人診症。營養不良的兒童數目亦正上升，我們於一星期內接收二十一宗急性嚴重營養不良的新症，但以往一個月只有約三至四宗新症。原本得到我們幫助的居民，現在被置之不理，連最基本的醫療服務也沒有人為他們提供。」

一個流離失所者佔三分一人口的地區，人道救援工作將當地的死亡率穩定下來──但這是驅逐發生之前的情況。無國界醫生醫療統籌畢圖尼（Emanuela BERTOLI）說︰「雖然當地有很多問題，但情況本來並非十分悲慘。」他續說︰「在我們工作的醫院和診所，不論由無國界醫生自行開設或與當地衛生部門共同開設的，其死亡率以往都低於百分之四，情況較非洲其他國家的醫院好。我們一直致力為各種暴力的傷者和傳染病患者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除了無國界醫生和醫療護理服務，在達爾富爾的整體人道救援工作規模是全球最大，有效避免死亡率過高。所以我們十分擔心目前的情況。

當醫療隊撤離後，驅逐的公告令人感到沮喪。志諾於一星期前（三月三日）離開扎林蓋，他說︰「蘇丹政府要求國際人員撤離扎林蓋及另外幾個城鎮，因為他們未能再確保我們的安全。我和隊伍的其餘十一人並不擔心自身的安全。我們更向當地政府表明希望留在當地，以確保有必需的醫療人員。」但隊伍被迫依從決定，撤離到喀土穆（Khartoum）。志諾說︰「我們當時最擔心的是要離開多久。」他續說︰「當時，我們有信心能夠返回當地，但我們擔心未能於數天內回去，最多應該只是兩個星期。」但當國際刑事法庭宣佈控告蘇丹總統巴希爾後，志諾獲悉撤離變成了驅逐。志諾後悔地說︰「我無法告知病人我們為何要離開。」他續說︰「我無法直接向一百二十名與我們一同共事的員工交代情況和通知他們被辭退，部分人已為我們工作了五年。我亦無法通知一直依靠無國界醫生協助的醫院的總監，我們需要立即停定工作。我感到像是我遺棄了，本來我答應照料他們的居民。在地方的層面，工作一切順利。我們的合作良好。這個驅逐的決定並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