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乌克兰的见证

 

“我在杰巴利采韦土生土长，过去38年一直做火车司机。10月13日早上，我在母亲的院子里砍下蔓枝以挨过寒冬，我的住所就在杰巴利采韦市中心，但我母亲则住在近郊，那里常遭轰炸。

 

母亲叫我吃早餐，当我打开门，一个炸弹就落在我面前四米的地方，顿时我眼前的一切都漂浮起来。我对自己说︰完了。我倒在地上，低头一看，我的脚不见了。我躺在地上30分钟，这像永恒一般的长。我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我想活下去。愈来愈冻了，而我正不断流血。救护车来到，送我到医院。起初医护人员不想为我施手术，因为我的情况实在太差，我快死了。医生们把我从鬼门关两度拉出来，但他们不得不锯掉我的腿。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遇上炮击。数星期前，一个炮弹在母亲住所附近投下，窗户都破了，我修理好窗户，并告诉母亲这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要尽快离开此地。但渐渐地你开始忘记这样的事情，你开始习惯双方的炮击，你不能再害怕了。我们晚上通常躲在棚屋或母亲的地下室内，当有猛烈轰炸时，你可以听到炮弹相当接近，窗子都在震动。我们会爬进去并锁好门窗。我会带备一些椅子和食水到地下室，甚至在地下室安装一些电器。炮轰声响很大，我们都很害怕。不只是我们，所有邻居都会这样做，有些更会在地下室过夜。

 

母亲今年80岁，她很高兴和我到了这里来，当然不是因为我受伤，而是她不需再听到爆炸声了，那让她感到愤怒。我的叔叔住在波帕斯纳（Popasnaya），他们不能再忍受了，他们都已退休，也比我年长得多，他们在一间学校的地下室待了两个月，足足两个月！除了买食物外，他们不会离开地下室，他们最后心脏出了问题，唯有把家当锁好，然后去了俄罗斯。

 

我应该不会回到杰巴利采韦居住了，我已在这里找到一个出租单位，下星期出院后我们会搬到那里住一个月。我正尝试使用拐杖走路，之后，我希望安装义肢，像健全的人过活。

 

一方面，我当然想我的脚能康复，但另一方面，我为自己仍能看、仍能听感到快乐，而且我正逐渐康复。当我来到医院时我是垂死的人，现在我可以移动我的手，痛楚不算太大。事隔只是三个星期，但现在我已经可以向人微笑了。”

 

 

斯韦特兰娜（Svetlana）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杰巴利采韦，当地约有居民25,000人。该市的外围地区是乌克兰政府军与叛军交战的前线，虽然双方于9月5日签订停火协议，但近郊的居民几乎每天经历着炮轰。斯韦特兰娜正接受无国界医生心理专家的辅导。

 

“炮轰发生时，我和丈夫正在院子里，我们之前听过炮轰声，但从未如此接近，一枚炮弹落在很近我们的地方。我丈夫受了重伤，有些碎片则插进我的胸口和双腿，至今仍有一块金属碎片留在我肋骨之间。当时我叫了救护车，但他们说太危险了，最终他们都没有来。我丈夫是消防员，所以我打给消防队，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救援队，但我丈夫已经挨不住，死在院子里。

 

我和我五岁女儿在斯维特洛沃茨克这间医院待了两个月，因为我们已没有地方可去，我太害怕回到杰巴利采韦，我还能去什么地方？那里仍然有轰炸，房屋都没有了窗子，而我最大的挣扎是财政问题，如果我有些钱，我会离开这里。

 

现在我常常有幻听听到爆炸声，当我女儿听到爆炸声时，她问‘这是火箭炮还是炮弹?’对于一名五岁的小孩来说，这是否正常？我还没有告诉她爸爸已经过身了，我骗她爸爸去了拯救他人生命，我只想一切变得公平，但在这里你找不到半点公平。”

 

 

安德烈（Andrey）来自顿涅茨克，是乌克兰东部其中一个冲突最严重的城市。他与太太及儿子在四个月前战事愈趋激烈时，决定到150公里外斯维亚托戈尔斯克（Svyatogorsk）的疗养院避难。他的14岁儿子伊利亚（Ilya）是一位脑麻痹病人，需要坐轮椅。安德烈正接受无国界医生心理学家每周一次的辅导，帮助他挨过这个非常困难时期。

 

“我们决定不在顿涅茨克等到战事变得太激烈时才离开，伊利亚需要坐轮椅，当有炮轰时我们不能带他下地下室，我们除了到这里外，别无他法。

 

我们在初夏时离开，当时不知会离开多久。自此，我们便一直未有回去。留在这里最主要是为了我的儿子。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顿涅茨克，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我知我可能会被征召参战，但我看不到理由要参与交战的任何一方。

 

我父母仍然留在顿涅茨克，只要电话网络仍然运作，我尝试每日与他们联络。他们的居所十分接近战线，而在电话中听到轰炸声与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两回事，尤其那是你认识的人......

 

伊利亚需要定期食药，无国界医生协助我们提供药物。最大的困难是他需要做复康运动但在这里做不到。我们需要特别器材，包括步行架，但那时我们被迫把一切留在家里，而这里没有相似的器材。

 

战事令我自五月失去工作，我们唯一的收入是伊利亚的伤残津贴，虽然在这里裹很多人都申请了政府发放给流离失所人士的补助，但从来没有人收过。

 

炮轰停止、战事结束之前，我们都不会回到顿涅茨克。但其实我们都希望回去，我们的家在那里。但目前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列娃（Reva）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城市杰巴利采韦的一间医院担任护士，当地居民约有25000人。医院位于城市的外围，与前方战线距离三公里，已经受到轰炸和严重破坏。无国界医生一直向该医院提供紧急救援物资，近日便提供了数百张毛毯送给病人应付严冬。

 

“我在这间医院做了26年护士。今年7月，医院遭到炮轰，我们于24号被迫撤离，10日后回去发现医院的情况惨不忍睹，它被摧毁了，摧毁得彻彻底底，满地都是玻璃碎片，一枚炮弹直接穿过屋顶，击中手术室，完全摧毁了手术室，至今仍在修复中。我们尝试清理医院，用塑料覆盖窗框，再用夹板封住，我们无法妥善地修复玻璃窗，一来因为玻璃太贵，二来因为我们知道炮轰会陆续有来，到时我们只会又要再修复所有东西。

 

由于没有窗户，这里变得更是寒冷，是难以忍受的寒冷，在这环境下我们不能工作，我们甚至不能妥善地为病人检查身体，因为他们冷得不能脱下衣服。人们只会在紧急情况下才来医院求医。入院个案数目很少，因为大部分人都离开了这城市。我们的化验室无法正常运作，所以很多化验工作无法进行。由于有军事行动，尤其医院附近一带持续有轰炸，我们只能半天工作。

 

人们都害怕外出，如非紧急，不会离开住所。我们的将来一遍空白，没有任何前景可言，人们都离开了，放弃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工作、住所等，他们根本无处可去。

 

我不打算离开，因为我无处可去，我在杰巴利采韦生活了一辈子，这里是我家。如果你要离开，你需要金钱和可去投靠的人，而我没有钱，在国外也没有亲戚，我唯一的姐妹也住在一个正经历严重炮轰的地区，所以即使环境恶劣，我还是会留下来。”

 

 

加尼奇医生（Dr Ganich）在顿涅茨克地区斯维特洛沃茨克的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在冲突期间接收了超过一百名病人，当中大部分来自邻近城镇、距离战线约20公里的杰巴利采韦。无国界医生一直为医院提供紧急医疗用品作治疗伤病者之用，亦安排心理学家，提供辅导给有惨痛经历的病人，以及为院内的医生护士提供心理辅导培训。

 

“我们这里只有两位外科医生和一位麻醉科医生，当杰巴利采韦（20公里外）开始遭密集炮轰时，我们作为医生的都感到很不舒服，因为需要医治在战火中受伤的病人，他们都被枪伤和炸弹碎片击中。在冲突发生前，这里很和平，所以我们从不需要治理这类伤者，当然因而欠缺了一些经验，但现已成熟起来。

 

无国界医生为我们提供需要用作治疗伤病者的物资，那实在很有用，令很多人得到救治和康复出院。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治疗重伤的病人，特别是儿童，我们不能救到所有人。

 

昨晚我当值时听到爆炸声，炮轰愈来愈近，人们都在讨论将有更多的攻击。我相信这将会来临，我们都十分紧张和害怕，我看不到这有结束的迹象。

 

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并预备好接收更多的伤者。这一切都难以预料，冲突可能随时开始，虽然困难，但我们能够应付的。我们已有一切所需的药物，准备好随时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