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烏克蘭的見證

亞歷山大（Aleksander）來自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Donetsk）地區的城市傑巴利采韋（Debaltsevo），當地約有25,000人居住。該市的外圍地區是烏克蘭政府軍與叛軍持續交戰的前線，雖然雙方於9月5日簽訂停火協議，但近郊的居民幾乎每天經歷著炮轟。亞歷山大在10月13日受傷，目前正在斯維特洛沃茨克（Svitlodarsk）醫院接受治療。無國界醫生一直向這間醫院提供緊急醫療用品以治療傷者。而無國界醫生的心理專家亦向亞歷山大提供輔導，幫助他面對其慘痛經歷。

 

「我在傑巴利采韋土生土長，過去38年一直做火車司機。10月13日早上，我在母親的院子裡砍下蔓枝以挨過寒冬，我的住所就在傑巴利采韋市中心，但我母親則住在近郊，那裡常遭轟炸。

 

母親叫我吃早餐，當我打開門，一個炸彈就落在我面前四米的地方，頓時我眼前的一切都漂浮起來。我對自己說︰完了。我倒在地上，低頭一看，我的腳不見了。我躺在地上30分鐘，這像永恆一般的長。我抬頭看著蔚藍的天空，我想活下去。愈來愈凍了，而我正不斷流血。救護車來到，送我到醫院。起初醫護人員不想為我施手術，因為我的情況實在太差，我快死了。醫生們把我從鬼門關兩度拉出來，但他們不得不鋸掉我的腿。

 

當然這不是我第一次遇上炮擊。數星期前，一個炮彈在母親住所附近投下，窗戶都破了，我修理好窗戶，並告訴母親這是一個警告，警告我們要盡快離開此地。但漸漸地你開始忘記這樣的事情，你開始習慣雙方的炮擊，你不能再害怕了。我們晚上通常躲在棚屋或母親的地下室內，當有猛烈轟炸時，你可以聽到炮彈相當接近，窗子都在震動。我們會爬進去並鎖好門窗。我會帶備一些椅子和食水到地下室，甚至在地下室安裝一些電器。炮轟聲響很大，我們都很害怕。不只是我們，所有鄰居都會這樣做，有些更會在地下室過夜。

 

母親今年80歲，她很高興和我到了這裡來，當然不是因為我受傷，而是她不需再聽到爆炸聲了，那讓她感到憤怒。我的叔叔住在波帕斯納（Popasnaya），他們不能再忍受了，他們都已退休，也比我年長得多，他們在一間學校的地下室待了兩個月，足足兩個月！除了買食物外，他們不會離開地下室，他們最後心臟出了問題，唯有把家當鎖好，然後去了俄羅斯。

 

我應該不會回到傑巴利采韋居住了，我已在這裡找到一個出租單位，下星期出院後我們會搬到那裡住一個月。我正嘗試使用拐杖走路，之後，我希望安裝義肢，像健全的人過活。

 

一方面，我當然想我的腳能康復，但另一方面，我為自己仍能看、仍能聽感到快樂，而且我正逐漸康復。當我來到醫院時我是垂死的人，現在我可以移動我的手，痛楚不算太大。事隔只是三個星期，但現在我已經可以向人微笑了。」

 

 

斯韋特蘭娜（Svetlana）來自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地區的城市傑巴利采韋，當地約有居民25,000人。該市的外圍地區是烏克蘭政府軍與叛軍交戰的前線，雖然雙方於9月5日簽訂停火協議，但近郊的居民幾乎每天經歷著炮轟。斯韋特蘭娜正接受無國界醫生心理專家的輔導。

 

「炮轟發生時，我和丈夫正在院子裡，我們之前聽過炮轟聲，但從未如此接近，一枚炮彈落在很近我們的地方。我丈夫受了重傷，有些碎片則插進我的胸口和雙腿，至今仍有一塊金屬碎片留在我肋骨之間。當時我叫了救護車，但他們說太危險了，最終他們都沒有來。我丈夫是消防員，所以我打給消防隊，我們等了兩個小時才等到救援隊，但我丈夫已經挨不住，死在院子裡。

 

我和我五歲女兒在斯維特洛沃茨克這間醫院待了兩個月，因為我們已沒有地方可去，我太害怕回到傑巴利采韋，我還能去什麼地方？那裡仍然有轟炸，房屋都沒有了窗子，而我最大的掙扎是財政問題，如果我有些錢，我會離開這裡。

 

現在我常常有幻聽聽到爆炸聲，當我女兒聽到爆炸聲時，她問「這是火箭炮還是炮彈?」對於一名五歲的小孩來說，這是否正常？我還沒有告訴她爸爸已經過身了，我騙她爸爸去了拯救他人生命，我只想一切變得公平，但在這裡你找不到半點公平。」

 

 

安德烈（Andrey）來自頓涅茨克，是烏克蘭東部其中一個衝突最嚴重的城市。他與太太及兒子在四個月前戰事愈趨激烈時，決定到150公里外斯維亞托戈爾斯克（Svyatogorsk）的療養院避難。他的14歲兒子伊利亞（Ilya）是一位腦麻痺病人，需要坐輪椅。安德烈正接受無國界醫生心理學家每周一次的輔導，幫助他挨過這個非常困難時期。

 

「我們決定不在頓涅茨克等到戰事變得太激烈時才離開，伊利亞需要坐輪椅，當有炮轟時我們不能帶他下地下室，我們除了到這裡外，別無他法。

 

我們在初夏時離開，當時不知會離開多久。自此，我們便一直未有回去。留在這裡最主要是為了我的兒子。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回頓涅茨克，因為作為一個男人，我知我可能會被徵召參戰，但我看不到理由要參與交戰的任何一方。

 

我父母仍然留在頓涅茨克，只要電話網絡仍然運作，我嘗試每日與他們聯絡。他們的居所十分接近戰線，而在電話中聽到轟炸聲與在電視上看到的是兩回事，尤其那是你認識的人......

 

伊利亞需要定期食藥，無國界醫生協助我們提供藥物。最大的困難是他需要做復康運動但在這裡做不到。我們需要特別器材，包括步行架，但那時我們被迫把一切留在家裡，而這裡沒有相似的器材。

 

戰事令我自五月失去工作，我們唯一的收入是伊利亞的傷殘津貼，雖然在這裡裹很多人都申請了政府發放給流離失所人士的補助，但從來沒有人收過。

 

炮轟停止、戰事結束之前，我們都不會回到頓涅茨克。但其實我們都希望回去，我們的家在那裡。但目前一切都是未知之數。」

 

 

列娃（Reva）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地區城市傑巴利采韋的一間醫院擔任護士，當地居民約有25000人。醫院位於城市的外圍，與前方戰線距離三公里，已經受到轟炸和嚴重破壞。無國界醫生一直向該醫院提供緊急救援物資，近日便提供了數百張毛毯送給病人應付嚴冬。

 

「我在這間醫院做了26年護士。今年7月，醫院遭到炮轟，我們於24號被迫撤離，10日後回去發現醫院的情況慘不忍睹，它被摧毀了，摧毀得徹徹底底，滿地都是玻璃碎片，一枚炮彈直接穿過屋頂，擊中手術室，完全摧毀了手術室，至今仍在修復中。我們嘗試清理醫院，用塑膠覆蓋窗框，再用夾板封住，我們無法妥善地修復玻璃窗，一來因為玻璃太貴，二來因為我們知道炮轟會陸續有來，到時我們只會又要再修復所有東西。

 

由於沒有窗戶，這裡變得更是寒冷，是難以忍受的寒冷，在這環境下我們不能工作，我們甚至不能妥善地為病人檢查身體，因為他們冷得不能脫下衣服。人們只會在緊急情況下才來醫院求醫。入院個案數目很少，因為大部分人都離開了這城市。我們的化驗室無法正常運作，所以很多化驗工作無法進行。由於有軍事行動，尤其醫院附近一帶持續有轟炸，我們只能半天工作。

 

人們都害怕外出，如非緊急，不會離開住所。我們的將來一遍空白，沒有任何前景可言，人們都離開了，放棄了一切，包括他們的工作、住所等，他們根本無處可去。

 

我不打算離開，因為我無處可去，我在傑巴利采韋生活了一輩子，這裡是我家。如果你要離開，你需要金錢和可去投靠的人，而我沒有錢，在國外也沒有親戚，我唯一的姐妹也住在一個正經歷嚴重炮轟的地區，所以即使環境惡劣，我還是會留下來。」

 

 

加尼奇醫生（Dr Ganich）在頓涅茨克地區斯維特洛沃茨克的醫院擔任外科醫生，在衝突期間接收了超過一百名病人，當中大部分來自鄰近城鎮、距離戰線約20公里的傑巴利采韋。無國界醫生一直為醫院提供緊急醫療用品作治療傷病者之用，亦安排心理學家，提供輔導給有慘痛經歷的病人，以及為院內的醫生護士提供心理輔導培訓。

 

「我們這裡只有兩位外科醫生和一位麻醉科醫生，當傑巴利采韋（20公里外）開始遭密集炮轟時，我們作為醫生的都感到很不舒服，因為需要醫治在戰火中受傷的病人，他們都被槍傷和炸彈碎片擊中。在衝突發生前，這裡很和平，所以我們從不需要治理這類傷者，當然因而欠缺了一些經驗，但現已成熟起來。

 

無國界醫生為我們提供需要用作治療傷病者的物資，那實在很有用，令很多人得到救治和康復出院。目前最大的困難是治療重傷的病人，特別是兒童，我們不能救到所有人。

 

昨晚我當值時聽到爆炸聲，炮轟愈來愈近，人們都在討論將有更多的攻擊。我相信這將會來臨，我們都十分緊張和害怕，我看不到這有結束的跡象。

 

我們時刻保持警惕，並預備好接收更多的傷者。這一切都難以預料，衝突可能隨時開始，雖然困難，但我們能夠應付的。我們已有一切所需的藥物，準備好隨時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