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利比亞前線的信

由參與兩次由米蘇拉塔到突尼斯船隻撤離行動的護士長克里亞多佩雷斯（Alison CRIADO-PEREZ）撰寫：

我們剛剛完成無國界醫生第二次的撤離，將傷者由被包圍的城市米蘇拉塔（Misrata），送抵安全之地──位於突尼斯的醫院。我走出陽台，見到一位細小的金髮女孩，在陽光下，獨自在樓下的庭園起舞。這個對比太過強烈了，我發現自己淚如泉湧。

幾日後，這裡有更多眼淚。易卜拉欣（Ibrahim）仍在深切治療部，掛上監察儀器、插管及靜脈注滴，他拿起凱特（Kate） 的手，吻了一下。在無國界醫生第一次越洋時，凱特已經一整晚照顧他。如果他還留在米蘇拉塔，可能經已離世。但他還活著，只不過其中一條腿已切除，只保留膝蓋以上部分。

四月初，我們將七十一名病人成功帶離被蹂躪的米蘇拉塔，得知這城市每日持續被轟炸，造成無法想像的傷亡，醫院爆滿，促使了無國界醫生團隊在十日後，再次利用船隻撤離。這是一次成功的行動，將七十名嚴重受傷的病人帶走；但這行動差點不能成行。

天氣報告預料周末天氣惡劣，為了避過海面上大風浪，我們將旅程提早幾日。天意弄人，數以百計的突尼斯漁民抗議政府收取高昂燃料稅，把我們堵在斯法克斯（Sfax）港口。那傍晚，我們被一條由漁船燈火形成的紅色線，阻礙通往大海的出口。

與政府談判未有結果，漁民亦不肯讓步。我們的緊急項目統籌安德烈（Andrei）嘗試自行想辦法。他和擔任團隊翻譯的突尼斯心理專家將橡皮艇放到水中，然後駛向那條封鎖線。混雜的燃料，破爛的艇槳，令他們慢下來，但終歸於這位年輕心理學家的魅力，加上安德烈熱誠地反映出這趟旅程彰顯出的人道救援精神，終於令漁民肯為我們讓出通道。

救援隊伍在上層甲板熱烈歡呼，延誤二十四小時後，我們終於啟程前往米拉蘇塔。我們再多花了幾小時為迎接病人作好準備，例如把小型深切治療部內的監察儀、氧氣及呼吸器穩固，以防海面波濤洶湧，又將所有其他的儀器和藥物整理好，方便拿取。之後，我們找到空位後便鋪出墊褥，稍為小睡，為未來日夜繼續奮戰，做好準備。

可是，後來我們遇到更多延誤：當我們在米蘇拉塔對開二十海里的國際水域上等候，我們收到消息指，港口現時遭到炮轟。安德烈告訴我們：「我在衛星電話中，聽到炮轟聲。這現在要進去，並不安全。」帶著沉重心情，想著在港口的悲痛情況，有死去的，也有傷者躺在地上需要救援。船上燃料不足夠我們繼續在海面等候，於是決定先到馬爾他（Malta）補給燃料，翌晨再回到這裡。

一線機會終於到臨：炮轟暫停，我們可以在米蘇拉塔登岸，開展撤離行動。救援車緩緩駛進，艱難的分流程序開始──救誰和把誰留下。隊中其中兩名成員，包括一名醫生及一名後勤人員，上岸後走入米蘇拉塔城內，評估醫療設施的情況，羅斯楚普（Morten ROSTRUP）醫生告訴我們：「主要醫院被轟炸，但他們仍然使用它，其他診所的情況也如是。這裡缺乏資深醫生和護士，醫療儀器及藥物亦剩下不多，他們完全倚賴外來救援。」食水又短缺又骯髒，電力供應亦不穩。

他又說：「米蘇拉塔還面對其他危機，如在這裡聚集的入境者，他們希望可以找到出路，逃離利比亞。他們就在馬路旁，以塑料帆布搭成帳篷露宿，靠少量食物和支援過活，約有五千至八千人，而數字正不斷增加。」

同時，在碼頭，救護車陸續載着病人到達，他們都是被醫院選為最有需要撤離的人。我們同意設限，僅對三名病人使用維持生命的器材，我們只有少量氧氣，而每名使用呼吸器的病人，亦需要一對一的照顧。要為更多人提供這些器材，就表示我們要限制帶上船上的其他病人的數目，以安全地度過這十二小時旅程，前往突尼斯斯法克斯。我們一行共有三名無國界醫生醫療人員，再加上約八名突尼斯醫療義工，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看看能夠照顧多少名嚴重傷者。此外，當海面翻起巨浪，幾乎一半醫療人員不適，未能工作。」

當我見到一位母親，向情況危殆的兒子吻別時，我哭了──為何她不可以跟著兒子一起走？但最終我們離開了，照顧病人的工作開始，當中有十人情況嚴重，而全部需要護理。

我們在墊褥間的狹窄空間奮鬥，當海面變得大浪，經常要手腳並用來爬行，做靜脈注滴、更換敷藥、注射抗生素、給予鎮痛劑；要處理這麼多嚴重傷者──骨折、截肢、胸腹受傷、由炮彈碎片及子彈所造成多處傷口、頭部受創及燒傷──我們需要大量工作。依靠呼吸器的病人，需要不斷觀察；其中一名曾接受氣管切開手術的年輕男性，因呼吸困難要進行抽吸。要跟上所有需要相當困難。我們是否處理得到？我經常擔心著。

凌晨三時，我抓緊時間打算睡數小時，聽到海浪衝擊著上層休憩室的窗戶。海面愈來愈洶湧，捲起約有二米半的浪。緊急項目統籌安德烈告訴我：「船長說繼續去斯法克斯太危險，我們要駛進另一個航道，應該會較易航行。我們無法前往斯法克斯。風暴持續了三個小時，而另一個更大的風暴正吹向斯法克斯。由於很多病人在風暴中有移動過，之後感到痛楚，於是我們決定在傑爾吉斯（Zarzis）靠岸治理他們。我們躺下來照顧他們，尤其是那些依賴呼吸器的病人，確保他們連接上儀器。

壞消息來了。在斯法克斯，二十四部救護車已在等候，準備將病人送到當地大型醫院，可惜在傑爾吉斯根本沒有人預知我們前來。現在我們唯有在沒有準備，在傑爾吉斯的一個較小的港口登岸。

政府衛生部門及國際衛生組織在碼頭，協助我們解決混亂情況，紅新月會亦派出擔架，其實斯法克斯和傑爾吉斯只離四小時車程，但接載病情最危急的病人的特別救護車好像永遠不會抵達。我們想要直升機，不過風太大，太危險。我們只有等待。

最終，情況最嚴重的都經已上路。現在我們要為剩下的六十多人找醫院，為每個人尋找最合適的醫院。國際衛生組織的醫生艾麗斯（Alice）問我：「找出十個情況容許坐上三小時小型巴士的病人，再找兩個傷勢較嚴重，需要躺在救護車的，另外還要兩個可以自己坐，不用別人照顧的。」這工作花上一整天，再計算旅程已花去的一天一夜，我們的耐力已到了極限。

我陪伴一位年輕男病人阿卜杜勒馬吉德（Adbelmajid）上救護車，他面上充滿痛苦和焦慮，看上去情況相當嚴重。他打了個手勢，指著眼睛下面。我問在救護車上的隨行輔助醫療人員：「他在說甚麼？」她回答道：「他說他會再見到你。」我希望這話會成真。

幾日後，凱特和我走訪不同城鎮，到那些病人入住的醫院，看看他們的情況。大家以笑聲歡迎我們，又不停道謝。差不多每個人看起來，情況都有所好轉，只有一個年輕男人在深切治療部，情況仍然危殆。不過，阿卜杜勒馬吉德在哪裡？我們在最後一間醫院，已經到了最後的病房。一位很幫得上忙的突尼斯的外科醫生告訴我們：「還有多一位病人在深切治療。」當我們進入深切治療部，我摒著氣。他在這裡，傷還重，但仍活著，而且情況轉好。我們走近時，他對著我們微笑。

那傍晚，我們在傑爾吉斯房子外的庭園上站著，欣賞月亮的倒影在海面上閃爍，旁邊圍著棕櫚樹的倒影，一切相當平靜。

安德烈說：「天堂和地獄可能是一線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