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塞拉利昂的問候

我來到這裡已經一個月，回想當日抵達Lungli機場然後乘船到弗里敦（Freetown）的景氣，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此後，我便一直在坎比亞（Kambia）。 無國界醫生在塞拉利昂的工作於一九八六年開展至今。塞拉利昂爆發內戰期間，無國界醫生為當地人提供醫療所需。十年過去，和平重現，另一次的總統選舉將會在八月舉行。人們別無他法，即使這「非常」時期已過去（眾所周知，提供緊急救援是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他們也得求無國界醫生繼續留守當地。 無國界醫生荷蘭分部在其中一份最新出版的刊物（《痛苦的一課：探討塞拉利昂永無止境的健康危機》，2006）中指出：「即使政治環境相對穩定，人們的健康狀況並沒有從五年前的災難性水平中改善過來……醫療系統只能勉強地運作，醫護人手及技術嚴重不足。」死亡率粗略估計為每天每一萬人當中有一點八人死亡，每一百萬人中只有一名外科醫生，平圴每二萬六千名孕婦只有一名助產士。這些都是駭人的數字……這也解釋了為何我來到坎比亞第三次，開展我在無國界醫生的第三個救援任務。 坎比亞位處塞拉利昂西北部，是與幾內亞 （Guinea） 接壤的其中一個城鎮，從弗里敦驅車到這兒，大約需要五至六小時的車程（當然視乎路面情況及司機的駕駛技術）。這裡是典型非洲荒野小鎮 —— 放眼都是泥濘路，沒電力供應，食水基本上源自河流，婦女們用「lappa」（單塊布料）來揹著小孩 ，還有踢足球的男人。這兒仍保留著以往在這裡工作過的非政府組織的標誌，但目前opoto （Krio語，意指「外國人」） 都只有來自無國界醫生及另一日本組織。 目前，無國界醫生為坎比亞政府醫院及四條村落（包括Madina、Tombo Wala、Mambolo及Gbonko Maria）的診療所，提供支援。在醫院裡，無國界醫生直接參與實驗室、兒科及婦產科病房的工作，並間接參與為五歲以下幼童而設的診所、結核病診所及愛滋病 / 性接觸傳播感染診所的工作，而我則被委派為兒科醫生及住院部的主管。 兒科病房共有六十五張病床，在我執筆之時，這裡共接收了四十五名病童。我知道，就在幾個月前（在雨季時份），病房竟接收了一百二十名病童，要兩至三名病童共用一張病床。他們都因為瘧疾、肺炎或腹瀉而入院。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絕大多數的病童都有營養不良（消瘦性及惡性營養不良）。因此，除了醫治急性疾病之外，這裏亦設有營養計劃。治療急性疾病一般需時三至五天，但由於病童營養不良的情況太過普遍，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治療，他們因而一般會留院六至八個星期。 除了在兒科病房工作外，我亦負責督導當地員工、醫療物資庫存管理工作，及擔當無國界醫生與其他組織（例如當地衛生部及塞拉利昂紅十字會）的聯繫人角色。對我來說，這是挺新鮮的體驗。在以往的任務中，我從沒負責過人力資源或藥物管理的工作，亦鮮有擔當代表無國界醫生的角色。現在，我會利用每輪巡病房之間的時間，編排值勤表及培訓日程、審批當地員工的假期、點算藥丸存量及為住院部藥房訂兩星期的藥物、跟醫院的地區醫療主任、衛生部門主管及護士長會面及擔任廢料管理小組成員，以及出席捐血活動。 在婦產科病房，無國界醫生照顧由其他村落的診療所轉介來的孕婦。這些都是有併發症的分娩病症，例如複合先露（即胎兒的一肢體脫出與另一先露部分同時出現在子宮或子宮頸內的產式）、驚厥、分勉困難及多胞胎。我對這個國家的病人轉介制度（若真是有的話）有點洩氣。我在這短短的日子裡，見過一些孕婦陣痛了好幾天才被送到醫院。作為兒科醫生，看到不少難產的個案，我真的有點沮喪，因為只要媽媽可以早一點被送進醫院，這些嬰兒本來都可以健康地出生。 無國界醫生關注到安全懷孕及分勉的問題，幾年前在醫院數米外建成了候產室，以便從老遠的村落來到的孕婦，可以在預產期前數星期，免費住在這裏。這節省她們前來醫院的時間（走路要幾天時間），當她們分勉時，亦可得到迅速的協助。 候產室公開給所有孕婦使用，但實際上，這裡的孕婦都是經由無國界醫生支援的診所轉介來的。這兒根本無法應付整個地區上每一間診所轉介來的病人，這解釋為何有這麼多本可避免、但最終無法救回的病例。就如上星期，便有一名孕婦從村落走了三日三夜的路，抵達醫院時，嬰兒的身體已外露，頭顱卻卡在產道內。 每一日，都是令人難忘的經歷。作為醫生，處理一些在祖家沒見過、也不會施行相同療法的病例（例如初生嬰兒破傷風、腦型瘧疾或只有四公斤重的兩歲小女孩），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在前線工作，可作的選擇不多，這些限制教曉我不要輕易放棄，反而激發起創意，尋求解決方法，以提供可能範圍內最好的治療。 例如，有一位病人每次吃藥後都會嘔吐大作，後來發現這位小女孩一年前因攝取了腐食性碳酸鈉，導致食道堵塞。若是在我祖家發生，她可接受手術，直接將一條管道伸延至胃部以進行餵食。但在坎比亞甚至弗里敦，這手術方法並不可能。因此，我們唯有作出指示，要頻密地而逐小逐小份量的給她餵食。自從她留院觀察、接受新餵食療程後，小女孩再沒嘔吐，並於三天後出院。  

© Roy Anthony COSICO

除了工作，在坎比亞的生活其實很寫意。自問我甚感幸運，能夠成為大隊中的一員，。作為隊中唯一一位男士，面對四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女隊友，起初我有點憂慮，事後卻證明這是多餘的，我甚至在一天累透的工作後，為她們按摩足部。我們居住的營地，不比我以往任務的基本和簡陋。我可以擁有自己的tukul（茅草搭成的小屋）。廚師準備的膳食令人有點驚喜，眾人在營地的主屋一起享用。晚上我們會在「娛樂室」（另一間小茅屋）裡看影碟和喝冰凍的啤酒。由於坎比亞沒有互聯網，有些人或以為這裡是地球上其中一個最偏遠的地方。說來驚喜，這裡竟有流動電話網絡覆蓋，我祖家的流動電話國際漫遊服務，甚至可在這裡運作。 一個月已過，距離任務完結還有四個月。我沒有刻意計算在這裡餘下的日子，說實話，我停止倒數了。我當然想家，掛念朋友和家人。坎比亞離他們幾千公里遠，有些人甚至對塞拉利昂位處地球哪一處一無所知，但我真的很高興來到這裡。 自從加入無國界醫生，參與其志願工作之後，我到過很多從前根本沒想過會去的地方。每次置身機場，尋覓及等待前來接我的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我都感到憂慮和迷茫。但隨著時間流逝，昔日的憂慮已轉化成興奮，亦由迷茫變得堅定。早上，每當我步行前往醫院時，我已開始享受走那一段泥濘路，及沿途當地居民、特別是小孩，不時問我：「外國人，你叫甚麼名字？」 在坎比亞的時間過得很快。午飯後，我開始寫這封信，並享受著這個剛巧我不用當值的星期六。其他隊員都跑都營地附近的小河游泳，不過，我選擇在這裡完成這封信。還來不及，他們已回來。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我不禁想，明天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我實在急不及待想知道呢。 祝一切安好。 哥斯高 二零零七年三月

來自菲律賓的哥斯高醫生，於二零零六年加入無國界醫生，於二零零七年在塞拉利昂的坎比爾負責基本醫療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