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丹達爾富爾，誰真正受壓？

無國界醫生國際議會主席基利思發表對現時局勢的意見

此文章於Al-Sharq Al-Awsat首次發表。

今年十月，我從達爾富爾回來。在二零零四年七月，我曾在達爾富爾工作。當時，只有少數救援組織提供援助，但那裡正陷入危機，急需大規模援助。雖然戰事持續，但我們仍能快速地擴展救援行動。不過，今天一切都改變了。

無國界醫生於過去三十個月裡，一直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擔當主要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之一，但無國界醫生的醫療人道救援行動正在銳減，因為某些地區的情況，對我們的工作人員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我們已全面撤出數個地區，包括科爾馬、北達爾富爾、阿爾及馬亞的古德林地區等。古德林地區剛爆發霍亂，病人需要即時治療以免死亡，要在這時候撤出該區，更加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鑑於發生了一些針對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安全事件，我們也縮減了達爾富達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救援工作。於過去三個月，已有十二名救援工作者被殺，還有很多被襲擊、被毆打和被侵犯。自年初開始，單是無國界醫生我們這組織，已經歷了超過四十宗嚴重的安全事件。

能獲得救援的平民愈來愈少，而我們接觸難民營以外的平民的機會，又大幅削減，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擔心的事實。當無國界醫生正為三萬五千名因最近一次戰事，而被迫逃離達爾富爾南部Muhajariya地區的國內流離失所者提供援助，我們卻只因安全問題，而未能接觸杰貝爾姆恩(Jebel Moon)地區裡，逃避戰亂的人。

在無國界醫生仍然能夠工作的幾個小區裡所得出的醫療指數，並不能與二零零四年的「醫療危機」相提並論。事實上，現時的死亡率和營養參數仍處於「可接受」的範圍之內。援助照顧了當地人基本的求生需要。不過，若論營地內流離失所者的情況，他們的危機並不能用數據來量化，而應看看他們承受著的苦難。人們被困在愈趨政治化和暴力的營地裡。他們不知道有否將來，即使有，也不知道這個「將來」又會何時降臨；他們不能離開營地，去搜集生活必需品，因他們擔心會被強暴或殺害；他們終日活在蘇丹政府力量和叛軍的民兵的襲擊和威脅之下。這就是「有幸」能居於達爾富爾難民營，等同被困於「開放式監獄」的平民的命運。

無論真正的前因後果怎樣，不容置疑的是，現時的政治氣候造就了這個特別的「壓力煲」的形成──暴力事件將人道救援擠出外面，並把大批平民關在無盡的脅迫之中。

持續惡化的安全情況，蘇丹政府和各方武裝分子均責無旁貸，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不斷主張介入的姿態，亦加劇了全安情況的惡化。很多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歐盟、非盟、聯合國的領導者和很多西方的倡議團體，都要求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進駐當地，認為這是協助受難人群的最佳方法，但又私下承認這不大會是一個有效的介入行動。

政治領袖說這些口是心非的論述是一回事，但連人道組織，例如負責人道主義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艾格蘭（Jan Egeland），公開支持這行動，卻是另一回事。保持中立，對人道救援工作者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戰區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這樣公開去支持其中一方，會對所有人道救援工作者帶來危險後果。

更重要的是，現時的國際策略無法遏止針對平民的暴力再次出現，相反，它助長了蘇丹政府及其民兵的反西方言論和襲擊，令危險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並導致重要救援行動縮減。

這個看法既不是指蘇丹政府不需為發生在政府管治地區的襲擊事件，負上最終責任，也不是指其他交戰團體不需負上基本責任。這基本責任，便是要確保並無參與戰爭的人，其生命受到尊重，和人道救援組織能夠為戰爭中的受害者，不偏不倚地提供援助。

無國界醫生並無就軍事或政治行動的好與壞，及其對「持久解決方法」的促成，發表任何意見。縱然如此，我們看到的，是這些行動正對我們能否繼續進行救援，救助生命，造成影響。

至此，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並要求那些要為暴力事件負責，和那些施加壓力的有關方面，要令外來的人道救援得以繼續。因為，正是施加壓力的方式，令理應受到保護的平民，要冒著被白白犧牲的危險。

無國界醫生國際議會主席基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