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富爾：懲罰還是救援？

國際刑事法庭發出起訴蘇丹總統巴希爾的公訴書後不久，蘇丹政府即驅逐十數個國際人道援助組織離開達爾富爾地區。當中包括無國界醫生的兩個分部，它們都被迫在腦膜炎大規模爆發之際離開。其餘留在當地的救援人員，遭受到不斷加劇的襲擊。蘇丹總統繼而宣布所有國際人道援助組織必須在今年內撤離，進一步危害在飽受戰爭創傷地區上，為數以百萬計人民提供食物、飲用水和醫療護理的援助工作。

這些驅逐行動，無疑是一次直接的報復，針對那些被懷疑與國際刑事法庭有關的團體，以及支持起訴總統巴希爾的各國政府。

由於蘇丹當局拒發簽證，國際刑事法庭無法派遣調查人員到蘇丹境內調查。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在二零零五年曾表示，法庭會依賴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不同機構的合作。許多救援組織對法庭提出的合作或作證要求，立場並不是常常清晰。許多倡議成立國際刑事法庭的組織，認為國際刑事法庭會有助防止戰爭罪行，並促進備受戰爭蹂躪的社群和解修好。有一些組織甚至聲稱他們可以作為「重要的消息來源」。

當其時，很少組織充分理解到國際司法程序將會如何與人道援助產生直接衝突。要為平民和沒有參戰的人們提供能挽救生命的援助，便得跟地方當局和各交戰派系不斷協商，而那些人可能正就是需要對戰爭罪行負責的人。救援人員一旦被視為可能為了起訴而收集資料的時候，他們接觸有需要的衝突受害者的能力，就會受到損害。

一個組織是無法提供人道援助，又同時對抗犯罪者免罪免罰的情況。後者要求犯戰爭罪行的人士受譴責，而前者則可能正要得到這些個別人士的合作，以能夠在他們控制的地區提供援助。

實際上我們各工作小隊，都在達爾富爾花許多時間與不同派別的領導人商討，好讓救護車得以通過各個檢查站。這些來自叛軍、輔助部隊或遊牧民兵，以及蘇丹政府軍等不同派別的領導人當中，有部分人是對導致我們援助的人群流離失所或需轉送救治的傷患，負有直接的責任。

人道援助，與懲處戰爭罪犯或以武力保護平民的這些做法，並不必然能夠兼容並存，雖然彼此都是為了避免戰爭暴力的損害擴大這一相同目標。但它們各有其獨特、甚至相互矛盾的邏輯和程序。達爾富爾的危機，正正突顯了援助組織需要承認這些矛盾的存在，並要令各方消除疑惑，清楚這些組織的優次考慮，以及他們會做或不做哪些事情。

無國界醫生尊重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權。然而我們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與它合作或向它提供任何資料。我們自二零零四年起，已在公開及非公開場合，向國際刑事法庭和蘇丹當局申明了上述立場。清楚解釋人道援助的角色，並且履行不偏不倚和中立的承諾，可讓救援組織得以在戰線兩邊都進行工作；不僅是在達爾富爾地區，在其他衝突地區也如是。

當然，獨立於國際刑事法庭，也不足以避免人道援助的工作不受阻撓。最近發生的連串事件，突顯了不論國際團體對國際刑事法庭抱著甚麼立場，達爾富爾的緊急援助仍是被扣押變成討價還價的籌碼。為國際社會與蘇丹政府的政治角力付出代價的，是需要援助的人們。

目前的僵局正好說明，國際危機管理的不同部分應如何謹慎處理，因為得考慮最受衝突損害的人群所要承受的影響。二零零四年蘇丹受到密集的外交壓力（包括武裝干預的威脅），迫使蘇丹政府開放門戶接受國際人道援助，致令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大屠殺後出現的饑荒得以避免。五年之後的今天，國際壓力尋求懲罰被起訴的蘇丹官員，卻導致救援工作減半，數百萬人的生命受威脅。

要在人道、司法、軍政這三種不同形式的行動之間設定出一個層級架構，這不是由人道工作者來決定的。無國界醫生很自然會傾向把援助工作放作我們考慮的第一位，但我們也意識到，可以有其他合乎情理的做法。

然而，達爾富爾地區失去家園的人群棲身的多個營地，並不如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在聯合國安理會所言般，已成為「以消耗來滅絕種族」的終極工具。儘管局勢持續不安全，個別地區發生多宗嚴重暴力事件，但國際人道援助自二零零五年以來，已成功避免了饑荒出現，並使死亡率和營養不良比率降至戰前水平。不過，這些成就現正因蘇丹政府對司法懲處的政治權謀作出反應而受到嚴重威脅。究竟這個司法懲處能否符合受害人群的利益，仍有待證明。

無國界醫生國際議會主席符尼爾醫生
寫於日內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