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伊波拉 停止歧視

 

我在為一名孕婦接生的時候感染了伊波拉病毒。不幸的是，這位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女士最終也和初生嬰兒一起去世。

 

在該次接生過程中，我和另外七名診所職員同時染病，我們被送到伊波拉治療中心，最終我們只有兩個人能夠存活下來。

 

痊癒後我回家，可是沒有人歡迎我回到社區裡去。鄰居不准我的孩子在他們的井打水；他們常常對我的孩子跟丈夫指指點點，只因他們與伊波拉病毒倖存者有關。最終我的丈夫決定離開。

 

在市集裡，攤販都不肯做我的生意。有一天，其中一個攤販跟我說，不會冒險接收一個伊波拉病毒倖存者的錢幣。我嘗試說服她，伊波拉病毒的倖存者已經不帶病毒所以不會傳染，但她不相信我。電單車司機跟計程車司機都拒絕接載我。我嘗試做曲奇餅兜售，可是也沒有人肯買，最後我只好和我的孩子把自己做的曲奇吃光。

 

我絕望地想說服這些人。我在公眾地方四處張貼由伊波拉治療中心發出，正式證明我已完全康復的醫生證明副本。但有些居民仍然不相信我不再帶有病毒，繼續歧視及非議我。他們不再以我的名字稱呼我，而是叫我「伊波拉倖存者」。

 

有一次，我到蒙羅維亞近郊的杜博路社區探望我的其中一位姨母，她很熱情地招待我，請我坐下並給我一碗米飯。可是當我把吃剩的米飯分給她女兒的時候，她忽然從她女兒手上一手搶過飯碗，把米飯當場倒在我面前的地上。當這種事是由你的親人做出來的時候，你會覺得份外難受。

 

之後，我的房東向我發出驅逐令。有關當局在燒毀我所有東西後對我居住的房子進行強制檢疫，這令我的房東大為不滿。我請求社區中的長輩向她解釋，但她不接受。最後她把房租大幅提高到一個我根本無法負擔的水平，我只好搬走。

 

當我處於一個情緒極度低落的時候，一位相識已久的女性朋友終於來電邀我到她家作客，並送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給我。之後，我最小的妹妹收留了我和我的孩子，讓我在租到新房子之前在她家裡的飯廳借宿。後來無國界醫生的心理社交人員小組跟我丈夫傾談過，他最終都肯回家了。

 

我一度沮喪得真的差點就自殺了，但我最終都存活下來 —— 畢竟我是一個倖存者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