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有人說「醫生不應該流血」，但醫生也只是血肉之軀

無國界醫生時任緊急項目統籌賀菲 （Marie-Aure Perreaut Revial）近日由加沙回來，她就着任務期間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和病人的經歷作見證。

 

每天都有數十名病人被送到加沙中部的舒哈達阿克薩醫院（Al-Aqsa Shohada Hospital）急症室。救護車人員無法於爆炸現場進行分流，只能與時間競賽搶救那些還有望生存的人。

 

急症部一片混亂。 因為病床爆滿，受重傷的病人也只能躺在紙皮上。有些記者嘗試向似乎決意充耳不聞的人講述這裏正發生的事。有時，當他們向後踏以紀錄現場情況時，會無意中踩到地上的遺體。有時候，醫院接收的死者比傷者還多。

 

初到舒哈達阿克薩醫院

 

我們在11月23日，即宣佈「人道停火」的前一天，才首次來到阿克薩醫院。當天，醫院接收了314名傷者，其中121人在來到醫院時已經死亡，或在到達醫院後不久就去世。加沙的同事說，傷亡數字在他們的預料之內，並提醒我們這不是一場新的衝突。「每次停火之前的情況都像這樣。」

 

第一次到訪醫院之後，我們的團隊開始和阿克薩醫院的員工並肩工作。 戰前，該院可容納200多名住院病人；到12月底，住院人數已經翻了三倍以上。

 

艱難的抉擇

 

有一天，我們收到通知，一名無國界醫生員工和他的家人因重傷來到了急診室，在一片混亂中，同事們趕忙衝過去找他們。

 

之後，薩美醫生（ Dr Samir）*告訴我：

 

「我不得不做出選擇，我看到了伽桑（ Ghassan） * 和他兒子，他們需要我，但是我在他們旁邊看到了一位同樣身受重傷的女士，她也需要我。 我應該怎麼做？」

醫護人員每天都被迫作出這種人命攸關的決定。

 

伽桑的兒子被炮彈碎片擊中，在當天做了多場手術。他喉嚨的傷影響了他說話的能力，而他的媽媽則失去了一隻眼睛。那天，薩美醫生凌晨1點才從手術室出來，他身上的無國界醫生外套沾滿鮮血。

 

截至 12 月底，我們傷口包紮部的團隊平均每天為 150 人應診，幾乎都是燒傷或爆炸傷者。 他們當中許多是兒童。一名無國界醫生的外科醫生告訴我，他曾為截去雙腿的嬰兒包紮傷口，這個畫面一直烙在他腦海中。這些嬰兒還沒機會學習走路，也再沒機會學習。

 

唯一的幸存者

 

一些兒童的病歷檔案上寫著一個新的縮寫：「WCNSF」，即沒有倖存家人的受傷兒童（wounded child, no surviving family）。

 

9歲的莎瑪* 是數千名WCNSF之一。因為她和家人身處的房子受到炮擊，她的頭顱骨折，還有一條腿骨折、另一條腿被截肢。 我們在深切治療病房遇到她。她還未被告知自己是家裏唯一倖存的人；已筋疲力竭的員工想讓她先恢復體力再說。

 

加沙南部和中部醫院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病床容量。情況嚴重的傷者需要使用病床接受治療，而病情穩定的卻無處可去。我們能把像莎瑪一樣的傷者送到哪裡去？我們該對她說甚麼？

 

醫療護理受攻擊

 

莎瑪在阿克薩醫院接受治療。像加沙其他少數還能運作的醫院一樣，這裏只能提供創傷護理。醫療設施面臨攻擊、撤離令，或物資、水電供應被切斷的困境，我幾乎無法用言語形容我所目擊到針對醫療護理的破壞。許多醫院和基層醫療護理中心都被迫關門，母嬰護理和長期病等醫療服務基本上已經不存在。

 

所以，加沙的人們就不生病了嗎？人們不再患上闌尾炎？沒有哮喘或腸胃炎出現？事實上，在擁擠不堪的避難所裡，沒有食物和水，又缺乏基本的衞生條件，人們的病情變得更重，但他們再沒有辦法獲得醫療護理 。

 

無國界醫生在11月中旬開始支援 舒哈達健康中心（ Shohada Health Centre），該中心是汗尤尼斯最大規模的基層醫療護理提供者。 這裏需求十分龐大。僅僅一星期，團隊便已經為超過600人提供門診診症，其中一半是未滿5歲的兒童。 他們患有呼吸道感染、皮膚病或腹瀉，全部都能夠引發嚴重的併發症，尤其是在年幼的孩童身上。惡劣的生活環境直接導致他們患上這些疾病。

 

不少婦女被送進醫院，並因脫水而昏倒在地上。因為沒有食物，正值哺乳期母親們不再分泌乳汁，孩子們飢餓難耐，她們只好懇求我們給予配方奶粉。

 

12月1日，隨著暫時停火的結束，健康中心所在的社區被下令撤離。我們的團隊被迫離開，健康中心也停止運作。

 

心理健康支援

 

那天，數千名傷病者失去獲得醫療服務的權利，當中有一名正在接受我們心理學家治療的5歲男孩，在一次談話中表示他想尋死。

在阿克薩醫院，無國界醫生的心理健康小組為兒童舉辦藝術課。有些孩童畫出他們家人在爆炸中喪生的畫面。 在他們的畫中，媽媽的腿和手臂在地上，身體卻在一旁。

 

他們跟我分享時，我想到的不只是孩童，還有自己也在承受同樣經歷之際還要處理這些心理創傷的心理學家們。

 

醫生也是凡人之軀

 

我們加沙的團隊成員都失去了至親、家園和同事。

 

一位同事從社交媒體上得知自己的姊姊罹難後，還是選擇每天工作以忘記傷痛，因為她沒有其他可做的事。

 

一場對奧達醫院的襲擊令我們兩位醫生同事——努賈伊拉醫生（Dr Mahmoud Abu Nujaila）和薩哈爾醫生（Ahmad Al Sahar）——遇害身亡。

 

他們團隊的另一名成員因為當天來了阿克薩醫院和我們一起工作才倖免於難。稍後，當來自奧達醫院同一襲擊的兩名倖存者來到這裏時，恰好就是這名倖免於難的醫生為他們進行包紮。

 

加沙的醫護人員被描繪為英雄。 但是，稱他們為英雄意味着他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神奇地減輕這種難以忍受的痛苦，示意他們不需要援助。

 

有一天，薩美醫生因隔壁大樓被炸而受傷，他的女兒看到他流血，說道：「醫生不應該流血。」但醫生也只是血肉之軀。

 

人道行動的幻象

 

外國的記者常問我，加沙和我所經歷過的其他危機有何不同。 我說，在加沙能看到人道危機，卻看不到人道應對。

 

以色列官方聲稱，每天都有貨車通過拉法進入加沙，猶如貨車數量與死亡人數呈可接受的比例。但貨車過境不等於人道援助，而入境的物資數量也遙遙不及當地需求的規模。

 

人道應對理應是根據平民的需求進行評估、規劃和工作。與此相反，無國界醫生和少數國際組織被迫在極不正常的條件下提供非常有限的醫療護理。

 

加沙的醫護人員在黑暗時刻中堅守人性的價值；有能力停止這場人道災難的人卻沒有這樣做。

 

他們猶豫時，醫生、護士和巴勒斯坦人被屠殺。

 

當我離開加沙時，同事請求我講述他們的故事。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單是這一小部分已讓人慘不忍睹。

 

自賀菲寫下這份見證，阿克薩醫院已被下達撤離令，無國界醫生團隊也已撤離該院。

 

 

*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