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卡的生活實在很可怕。白天是政府的空襲；晚上是聯軍的空襲。

 

「我在敘利亞是一名兒科醫生，已婚，有兩個孩子。我們住在拉卡，現在是伊斯蘭國的根據地。我在市內一個窮困的地區，管理一所私人診所，同時向由霍姆斯（Homs）和阿勒頗（Aleppo）逃到那裡的流徙者，提供免費的醫療護理。

 

2013年4月和5月，戰鬥、空襲和亂槍掃射的情況惡化。敘利亞自由軍在拉卡站穩陣腳，全市每天都被政府軍轟炸。有一天，我和一位鄰居站在診所外，鄰居就在我眼前被擊中。那時我決定關閉診所──情況實在太危險了。一星期後，一個桶裝炸彈擊中附近的清真寺，同時完全摧毀了我的診所。幸好，當時建築物裡沒有人。

 

那時候，我聽到無國界醫生正為拉卡以北100公里的塔拉卜亞德一個疫苗接種計劃招聘員工。兩天後，我知道我受聘了。

 

同時，一連串的反對軍派系正輪流控制拉卡，首先是敘利亞自由軍，之後是努斯拉陣線（Al Nusra），到了2013年尾，伊斯蘭國出現了，並嘗試控制整個地區。

 

剛開始時，伊斯蘭國並不關心醫療相關事務，但那並不長久。幾個月後，它們決定要控制在拉卡的醫院、診所和醫療物資。人們開始感到被威脅：大部分國際組織離開拉卡，很多敘利亞醫生逃離國家。

 

至於我，則決定在我的房子開設診所來提供一些援助。作為一名醫生，我的座右銘是：「醫治別人，但也要嘗試保護自己」。

 

不久後，伊斯蘭國成員來到我的房子接受治療。我對此感到不安，但仍按照我的醫療道德去做：治療所有病人，不分種族、宗教或政治立場。

 

然而，伊斯蘭國成員出現在我家門外，對於我和家人來說實在很可怕。他們坐吉普車而來，非常嘈吵而且車速很快。過了幾個月，美國率領的聯軍開始轟炸伊斯蘭國，於是他們在晚上到來，迫我跟他們一同去治療他們的傷者。我的家人很怕我不會再回來。我總想著自己不是將被空襲炸死，就是被伊斯蘭國殺死。

 

有一天，伊斯蘭國成員來了，向我施壓，叫我加入他們在市內控制的醫院。大部分醫生都離開敘利亞了，他們需要我。但我拒絕了，亦因此收到恐嚇。我根本無處可逃：無論是在拉卡附近的小村落，還是拉卡市。我開始明白，我唯一的出路是離開敘利亞。我想：「我寧願坐上任何一艘小船去送死，也總比留在這裡好。」

 

拉卡的生活實在很可怕。白天是政府的空襲；晚上是聯軍的空襲。飛機聲音吵得像地震一樣。我一位好朋友在政府軍的空襲中喪生了。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沒有希望，唯一要做的是救出家人。我擔心在敘利亞的話，孩子會活不下去，甚至無法讀書。我想保護自己的生命，以保住孩子們的生命。

 

我開始計劃自己的行程。我打算前往土耳其，然後坐船到歐洲，目的地是荷蘭。我的妻子正懷著第三胎，已經到了分娩前最後一個月，她實在很疲倦，因此很難走遠路。所以我們的構思是我和朋友先出發，一旦拿到入境文件，家人便會緊隨而來。

 

最後一夜，我決定和孩子同寢。雖然他們不知道我將要離開，但應該感覺得到。我多希望能帶著他們。

 

離開拉卡並不容易，因為伊斯蘭國、庫爾德（Kurdish）戰士、努斯拉陣線和敘利亞自由軍持續戰鬥。從拉卡到埃夫里（Efreen），我要經過三個檢查站，就像穿越三個不同的國家。

 

到達土耳其後，我聽到政府在逮捕前往伊茲密爾（Izmir）的人。我心底裡有把聲音，希望這次旅程失敗，我可以回到敘利亞。 

 

來到伊茲密爾，到處都很擁擠：人們睡在路上，餓著肚子──他們已把所有的錢都給了蛇頭，但仍無法離開。我們聽到很多沉船的故事。我和朋友到海邊一看，實在很難看著這片海，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將要溺斃在這裡。

 

時間到了。要坐進這艘擁擠不堪的橡膠艇上，實在是個很難的決定。有些人在哭，有些則在祈禱──每個人都要面對恐懼的方法。我們來到希臘島嶼法爾馬科尼西（Farmakonisi），第二天轉到萊斯沃斯（Lesvos）。我們一路從希臘走到馬其頓，然後穿過塞爾維亞。那時候，我已經連續七天沒有好好睡覺。我的願望是找個枕頭睡覺，有水可以洗澡，有電話可以聯絡家人。

 

在貝爾格萊德（Belgrade），我終於成功找到一張本地通話卡，可以打電話回家。我和妻子、女兒談話，但兒子拒絕接聽。他覺得我遺棄了他們，這讓我很心碎。

 

從貝爾格萊德，我們走過玉米田，付了一名蛇頭450歐元，把我們帶到奧地利。我們在維也納的一個公園睡了一晚，早上買火車票前往阿姆斯特丹。

 

妻子在10月誕下了胎兒，就在我來到後不久。她傳了一張我初生兒子的照片給我。我每天都和家人通電話，但兒子仍拒絕和我交談。每次我和女兒談話，我的心都跳得像飛奔的馬一樣，我無法平靜下來。聽到背後是戰機的聲音，知道它們可能在任何時候掉下炸彈，知道家人們都很害怕，我卻在千里之外，無法保護他們，實在很辛苦。

 

 

 

*名字曾被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