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的政策

無國界醫生總幹事凱恆金(Arjan Hehenkamp)
 
證據,俯拾皆是。瘦弱的人們擠滿船隻,在安達曼海上漂流,乞求著飲用水;剛從偷渡船存活下來、疲憊不堪的難民,步履蹣跚地踏浪走上希臘海島;為了逃離數英里以外的戰火,絕望的家庭毀爛分隔土耳其與敘利亞的刺鐵絲網。媒體充滿著關於人們東南亞的叢林營地裡成為奴隸、甚至被埋在亂葬崗裡的故事。還有來自利比亞的人們,在說著有關斬首、酷刑與強暴的可怕故事。
 
這些故事或許能夠搶得頭條,卻只是冰山一角。它們說明了人們為了追求安全或過上較好生活的機會,被迫非法跨越邊境,在旅途上面對的艱難和困境。
 
聯合國表示,有6,000萬人處於顛沛流離的狀態──這是二戰之後最高的數字。實際一點說,這幾乎等同整個意大利或英國的總人口。其中有86%的人正棲身於發展中貧窮國家。
 
無國界醫生的隊伍在世界各地,從摩洛哥,到緬甸,再到墨西哥,都耳聞目睹許多關於恐懼、痛苦與暴力的故事;有的穿越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有的先穿越也門橫渡紅海,再到土耳其、保加利亞、希臘與南歐;也有橫過安達曼海;以及從中南美洲穿過墨西哥進入美國。
 
這些人來自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地區,證明了「移民問題」是一個國際議題。現存的難民與移民政策是失敗的。1951年《難民公約》,以及其他制定來提供安全避難所與保護的國內與國際移民政策,尤其不足。
 
目前的情況是,國際庇護與難民政策的框架,受一小撮被委派負責管理這框架人士的政治意願所限制,而且很多相關國家甚至仍然不承認框架所提供的標準保護。
 
締約國無法達到公約要求的責任,其基本政策僅跟隨自己國內民情而變化。非締約國則規避責任,不願成為共同框架的一部分,儘管實際上,他們對移民的行動仍然取決於本土政治。發達國家一方面在長年有難民棲身的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肯尼亞與埃塞俄比亞等地,以財政支持當地難民營的人道援助,以示自己合符人道,但與此同時,則令那些身處極度危困的人,無法或難以踏足自己國土半步。
 
然後,這些國家取得共識,把移民問題外部化,往往將問題丟給經濟狀況比它們更差的第三方國家。如此一來不僅提高了入境的門檻,更將這些往往是對違反基本人權的責任轉移他方。澳洲更進一步強制將人們送回海上,離岸拘留想成為庇護尋求者的人,同時縮減對海外援助的承擔。
 
因為圍牆越來越高而擔心不能久留的人,唯有尋找其他方法,而往往都是更為凶險的道路。舉例說,澳洲曾是尋求庇護的阿富汗人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特別是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哈扎拉人,現在的政策卻促使這些人搭上前往希臘或意大利的小船。政客們宣稱這些嚴格的政策取得成功,但事實上「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只是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流離失所的人持續受苦──只是換個地方而已。
 
我們的隊伍目睹人們在旅途中忍受的艱苦狀況,感到非常震驚。我們第一手知道索馬里、敘利亞與蘇丹等地衝突所造成的破壞、緬甸有系統的歧視,還有撒哈拉沙漠南部與東南亞很多地方,捉襟見肘的生活環境和不斷的政治社會亂局,迫使數以百萬計人逃難。但我們也聽到逃難本身導致的駭人聽聞故事──人們在撒哈拉沙漠因脫水而死;在利比亞與泰國,人們像牲畜一樣被裝進貨倉與卡車,或是被強暴、凌虐、挨餓。實際上,無論是被迫流徙,還是所謂的移民,這樣的旅途足以奪去他們的性命。單是他們在旅程中遭受的長時間虐待,已足以令他們身心長期受創。
 
在一個備受衝突、貧困與不平等困擾的世界,人口遷移必然會發生,而不同國家的政府必須找到一個應對移民的方法,盡可能減少苦難發生,而不是製造痛苦。作為一個擁有40多年援助流徙者經驗的醫療人道救援組織,我們的請求很簡單:停止這些致命而且令痛苦延長的政策,並基於人道責任,按需要提供保護與援助,保障人們生存的尊嚴。還是這個世界寧願眼睜睜看著這些苦難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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