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我從來沒有一次看到過那麼多的孩子，無論是在偏遠的鄉村，還是在難民營裡，或是在中心醫院附近，永遠有大群大群的孩子在漫無目的地遊蕩。 在每一個稍大一點難民營或是村莊都可以見到學校，學校的結構是千篇一律的：一個巨大的操場，邊上兩三座平房，加上木頭做的旗杆和球門。操場上依然是大群大群的孩子，穿著白色襯衫和藍色短褲的男孩子，以及白色上衣藍色長裙的女孩子。看到我們的車隊經過，一大群孩子象平靜的海面上突然起了一陣潮水，呼啦一下全都湧到操場邊，向我們招手致意，一邊大喊「噢啦啦～～」或是「餅乾、餅乾」。儘管我們從來沒有給這些小孩任何東西，但是每次經過他們的學校，他們始終是以同樣的熱情和雀躍的姿態迎接我們。 如果說在學校的孩子打扮得還算齊整，在村莊或是難民營的孩子往往就衣不蔽體。身上的衣服許多都是髒兮兮的舊衣服，用大人的襯衫或是T恤衫稍加改裝而成，因為領子太大，於是一邊大半個肩膀就露在外面，許多連像樣的褲子都沒有。小一點的孩子拖著鼻涕，更小的在地上爬著，或是用布纏在稍大點的孩子的背上。 我們的醫療隊一到，立刻有大群大群的孩子出來看熱鬧。一周一次的出診成了孩子們的節日。流動醫療隊為病人看病，他們就在一旁安靜地看著，不時爆發出一陣陣笑聲，我怎麼也猜不出他們笑的原因。而當我們同樣報以微笑，用當地語言和他們打招呼的時候，他們卻不好意思的用手遮住臉，大點的女孩子還會羞澀地背過臉去。 他們什麼也沒有，用塑膠瓶做成的車子，或是一個用繩子系在木棍上的塑膠袋，就是他們的最好的玩具。山路的邊上，村前的空地，或是山間的水池，都是他們遊玩的場所。我們在踢球的時候，附近的孩子也會來觀戰，張大了嘴巴，目不轉睛地看，連鼻涕流到嘴邊也不知道擦去。更小的孩子在球場邊跌跌撞撞地走，有時候進入球場內太遠，立即有孩子把他往外拉，孩子什麼也不懂，以為是和他玩，過一會兒又蹣跚著向球場上奔跑的球員們靠近。 有一次，我在衛生站的邊上看到一個拿著棒棒糖的三四歲衣衫襤褸的孩子，這是非常少見的，一般的孩子很少能吃到糖，糖果可能是維和部隊的士兵給他的。那個孩子見到我就朝我跑過來，一手拿著糖，另一隻手拼命向我揮「餅乾、餅乾」，我身邊並沒有吃的東西，我開玩笑地用斯瓦希里語和他說：「把糖給我」，他想了一下，居然把糖遞給了我，一時間讓我感動不已。 這裡許多家庭有八九個孩子，父母基本管不過來，都是由稍大的孩子照看著更小的孩子。孩子早早的承擔起了家務，四五歲的孩子背著沉重的水桶，拖著沉重的步子跟在大人後面；在路上時常可以看到一對對的村民頭上頂著木柴、包裹、甘蔗之類的，後面跟著他們的孩子，頭上頂著稍小點的貨物，沉重的分量壓得孩子們幾乎抬不起頭，但是我們的車子經過，他們會努力地抬起頭來，向我們致意，一邊「餅乾、餅乾」地叫著。 在出診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在發達國家根本看不到的疾病，營養不良、維生素缺乏、佝僂病、頭蘚、慢性皮膚軟組織感染等等。最讓人痛心的是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疾病，比如小兒麻痹、慢性骨髓炎等等，在這裡比比皆是，使大量的孩子終身殘疾。特別是後者，因為延誤了治療，小小的皮膚創口感染後遷延不愈，漸漸發展成為嚴重軟組織感染，急性肌炎，急性骨髓炎，最後變成慢性骨髓炎，死骨和膿液從竇道中流出來，即使經過合適的手術和長達幾個月的正規治療，也很難痊癒。而醫院的外科病房住滿了這樣的孩子，有的只有兩三歲，大點的五六歲，換藥時的疼痛令他們哭喊不已，但是只要換藥結束過一回又回復了歡笑，他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明白慢性骨髓炎對他們來講意味著什麼。 這些孩子長到十幾歲就會結婚，到我這樣的年紀，許多已經是五六個孩子父母，因為戰亂和貧困，絕大多數並沒有機會接受合適的教育，於是只能繼續重複他們父輩的生活。運氣好一點的能夠成為卡車司機或是摩的司機，運氣差一點只能在伐木場鋸木頭或是替人搬運貨物出賣力氣維持生計。更不幸的只能住在難民營的草棚子中，依靠聯合國難民署或是其他人道機構的救助為生。因為生活條件的惡劣，這裡的居民平均壽命只有四十六歲。 其實以上的命運還算好，在流動醫療隊到過的一些反政府部族武裝控制的地區，只有十幾歲的孩子也拿起了槍。他們不可能明白部族戰爭對他們的含意，也許認為手裡的卡拉斯尼科夫衝鋒槍只是另一種玩具？但是這些孩子卻牽涉進入這個地區延續幾十年的部落衝突和與鄰國的武裝衝突中。這些士兵也會向我們的車隊報以純真羞澀的微笑，這是他們的戰爭遊戲，只是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只能有一次生命。紅十字會和我們合作把在戰爭中失去肢體的年輕人送到省會城市安裝假肢，很多還是不到二十歲的孩子。還有遭受性暴力的男孩女孩，同樣讓人不忍。 我們見到過只有四歲的孩子，半邊肢體完全癱瘓了，還有不到十歲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因為倒睫沒有及時治療，引起了角膜磨損和感染，一邊的眼球如同毛玻璃一樣，徹底失去了視力，恐怕只有角膜移植才能夠治癒這個孩子，但是在這裡的條件下，完全不可能進行這樣的手術。前線生活就這樣讓人感到生命的頑強和生存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