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個月過去，應對工作在何方？

 

我第一次見到蒂娃（Tewa）*是在分流站的帳篷。她和媽媽、還是嬰兒的妹妹，還有家族裡的其他親戚，來到無國界醫生的伊波拉醫院。她弓著腰坐在塑膠椅子上，雙腿太短碰不著地。正在等候的時候，我給他們每人一些小吃，蒂娃腼腆地對我笑了笑。我們把她接收住院，因為她發燒了，父親也死於伊波拉，但很高興她的血液檢測結果是對病毒呈陰性反應，所以她出來洗澡後，便微笑著，之後接受瘧疾的治療。我鬆了一口氣，和她在輔導區聊了一會，她還自豪地練習著學生英語。我把她和姨姨、小妹妹一起送回家。她的媽媽呈陽性反應，但康復得很快，幾天後便跟著他們的步伐回家去了。我把蒂娃送回她的村落，之前也曾送過她另外兩位從伊波拉康復的家人回到這裡。她對我笑了笑，然後回去和其他孩子一同玩耍。

 

不過，一星期後，我看到病人登記記錄，心往下一沉。那是她的名字，還有紅字寫著「再入院」。我整天期望她的化驗結果繼續呈陰性，又在醫療報告板附近徘徊，直到張貼化驗結果。這次蒂娃沒那麼幸運──她的病人編號後面畫了個「+」號。現在是要抗病求存的時候。我看著那代表蒂娃的小磁鐵，試著不問醫護人員太多問題。她年輕的姨姨也在隔離病房，我隔著圍欄，每天詢問她蒂娃的情況，嘗試抱持希望，但也不敢過於樂觀。我提醒自己：「我們大部分病人都會死去。」試著在情緒上維持距離以保護自己。我把蒂娃已經痊癒的姨姨帶回家，那是少數高興的日子，然後遇上蒂娃的媽媽。媽媽問我：「她情況如何？」我告訴她說：「昨天她可以洗澡了。」但隔天，我問負責照顧蒂娃的醫生情況如何，他搖了搖頭說：「不太理想。她開始出血。而且變成了那個樣子。」我知道「那個樣子」是怎樣。在過去5個月，我已經見過太多次「那個樣子」。「好的。」我說著，咬著唇努力讓眼睛不要充滿淚水。醫生對我說：「很遺憾。」

 

我們全都很遺憾。

 

我們遺憾沒有證實安全和有效的藥物可以殺死伊波拉病毒，遺憾我們沒有疫苗，遺憾我們無法阻止疫症蔓延。我們知道我們應該做更多，但沒有那樣的資源、能力和員工。有時候，好像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地工作都不重要，因為始終還是不夠。我們正用噴壺來撲滅森林大火。當地醫療人員在沒有適當的培訓和設備下，嘗試照顧伊波拉病人，結果自己也病倒，而且感染了家人，然後死去。這正是伊波拉如何在蒂娃家裡開始蔓延。孩子離開醫院時沒有感染伊波拉，但居所受到感染，沒有人消毒房子。

 

傳媒持續關注疫情，但大多聚焦於病毒會否殺死歐洲人或美洲人。記者來攝錄穿著醒目黃色防護衣物的醫護人員，為那些曬得一身黑、已經筋疲力竭的國際救援人員拍照，然後回家訴說可憐的非洲人和勇敢地前來救活他們的外國人的故事。他們愛上那些有關泥路和伊波拉病毒殺手的故事，但錯過了我們每天經歷的憤怒和無助。我們看到一個一個村落被摧毀，我們沿著凌亂的網絡找到感染者的其他家庭成員，然後他們逐個發病死去。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人們的對話都圍繞著如何擺放那些沒人來埋葬的屍體。我們把病倒的父母和健康的孩子分開，又或相反地把病了的孩子和健康的父母分開。我們聆聽那失去了10個孩子裡最後一個的婦人心碎的哭訴，一星期後我們看到她和孫子在分流站帳篷裡，然後看著他們死去。

 

沒有人問其他應對的工作在哪裡。他們不問為甚麼經過5個月的討論、已知有超過1,500人死亡後，疫情還在蔓延。他們不問捐款人承諾的資金在哪裡，其他人在哪裡。

 

像蒂娃這樣的孩子不在少數。今天我在分流站，第二次看到另一個小女孩。明天我會在病人登記記錄找她的名字，希望她的化驗結果是陰性，然後我可以再次帶她回家。但即使她回到家裡，那村落裡的村民也正要死去。她會回到一所沒有被消毒的房子。她會回家，但她並不安全。

 

*名字曾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