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共和國：「留在博卡蘭加的，連一個穆斯林也沒有。」

來自中非共和國的賈米勞（Djamilou）曾於尼日爾擔任後勤人員，他趁著任務空檔來到巴黎，與我們講述他的故事，述說當地的暴力事件和家人們逃離中非並散居3個不同國家的情況。他的描述清楚地說明了我們中非的救援隊所遇到的困難：

 

我在中非北部的博卡蘭加（Bocaranga）長大。在不久之前，基督徒與穆斯林和諧相處，基督徒會邀請我們參加聖誕和新年的慶祝活動，他們亦會來參與我們齋戒月期間的活動。我們毫無隔閡，會一起上學、玩耍和踢足球，甚至通婚。　

 

像很多親戚一樣，我在畢業後經營一間商店──家人在博卡蘭加擁有數間商店。但在2008年，那裡出現了饑荒，無國界醫生開設了一所營養治療中心，我亦因此受聘為無國界醫生的後勤助理。

 

當項目於2011年結束後，我被調到帕瓦（Paoua）擔任醫院後勤人員兼生物醫學技術員，之後在班吉任職臨時後勤人員。我的工作包括支援在布里亞（Bria）、帕瓦和卡諾（Carnot）等地的項目。在獲得足夠經驗後，我開始支援那些首次參與任務的無國界醫生國際後勤人員，也會處理一些小型的緊急疫苗接種計劃及水利衛生工作、暫代後勤人員的空缺，和擔任生物醫學顧問。

 

我不斷晉升，之後去了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擔任國際後勤人員，負責預防營養不良及援助難民的項目。那是2013年3月，正好是叛軍組織塞雷卡（Seleka）奪取首都班吉的時候。 

 

兩星期後，我回到中非共和國，當地整個氣氛都轉變了，市面也不如以往般平靜。因為路途不安全，我不能回去博卡蘭加，只能留在班吉支援無國界醫生的統籌隊伍。隊伍不時會把我派到中非共和國東部的布里亞，以進行評估工作和開展項目。

 

國家迅速地陷入危機，暴力虐待事件不斷，沒有任何一個社群能獨善其身。基督徒社群首當其衝，但我們穆斯林社區亦深受其害。我就曾試過在離開無國界醫生辦公室途中被劫，被搶去電單車、身份證、電話和現金。我的家人在博卡蘭加曾兩次遭到綁架，人們已經不再像以前般互相信任。

 

2013年12月5日，反巴拉卡（anti-Balaka）的基督徒民兵襲擊班吉，他們到處開槍，街上空無一人。我當時十分害怕，數天都不敢離開住所。在我所居住的基督徒社區本茨維（Benz-Vi）中，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穆斯林。我嘗試定下神來，對自己說：我是一名人道救援人員，鄰居們會考慮到這點，因為我明顯與這場已在國內持續數月的衝突毫無關係。

 

但漸漸地，反巴拉卡民兵在班吉佔領更多地方，穆斯林因信仰的緣故被追捕和殺害，而當本茨維區內的穆斯林開始成為襲擊目標時，我知道我需要逃走。

 

無國界醫生給了我一個在尼日爾的救援任務。當班吉的機場一重開，同事馬上派車來接我，我在12月18日離開當地。

 

數星期後，在班吉時和我同住的弟弟於本茨維遇襲。他被人處以私刑，並被留在街頭等死。有法國士兵發現他還有呼吸，送他到無國界醫生工作的班吉社區醫院。他們搶救我弟弟，讓他活了下來。隔了一陣子，我安排他離開中非共和國，前往喀麥隆。

 

我曾經以為危機已經過去，因為在當時，針對穆斯林的暴力襲擊只限於班吉。但到了1月，暴力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最終蔓延到我家人所居住的博卡蘭加。當塞雷卡撤出該鎮後，基督徒民兵展開襲擊，穆斯林都恐慌地逃命。我部分家人成功前往乍得，其餘的則去了喀麥隆，但我們的商店和住所都遭到搶掠和蓄意的洗劫，我們一無所有。

 

留在博卡蘭加的，連一個穆斯林也沒有。

 

我的家庭被迫分散到3個不同的國家。

 

我的姐妹們現居於乍得的難民營，而兄弟們和他們的家庭則在喀麥隆北部的一個城鎮，投靠遠房親戚。我帶著兩個孩子和四位弟弟逃到尼日爾以保安全。

 

我剛完成尼日爾的工作，正考慮下一個任務。要一邊為無國界醫生工作，一邊從遠處照顧著約30名散居三地的家人，實在不容易。我首要確保他們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但現在事情變得複雜得多，我們要考慮得更長遠。

 

在被迫離開家園前，我的家人充滿活力，事業上也很進取，但現在他們發覺什麼都做不了，這對他們而言是十分痛苦的。

 

現在不可能回去中非共和國。我的家人身處一個陌生的地方，亦不清楚當地人怎樣生活，所以他們正在觀察中。總有一天他們會回復昔日的生活，可是目前除了等待別無選擇。

 

我很擔心局勢會持續下去。所有人都希望離開只是暫時的，他們對自己說：「我們只會在這裡住一會兒。」但每當他們想像恢復和平後回家的情況，便會發現自己已一無所有，家園遭洗劫一空，也沒錢去重新經營生意。

 

到底我們應否打消回家的念頭，在異地落地生根？我們是中非人，無論大家喜歡與否，這個身份深深藏在心底，中非是我們出生、長大及生活的地方。只因為我們是穆斯林，便被視為外國人，實在十分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