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醫護：「我們雖活著，但過得不好。」

在加沙經歷了六個多月無休止的戰事後，當地的醫護人員須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為成千上萬人提供醫療援助，而他們亦嘗試掙扎求存並應對戰事為自己帶來的傷害。據無國界醫生心理健康人員所說，在如此極端環境下工作的創傷影響將持續數年。

一些在加沙地帶、巴勒斯坦被佔領區工作的醫護人員說，他們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壓力和焦慮之中，與此同時他們繼續為病人提供治療。據他們描述，他們不斷接收炸傷肢體和燒傷的傷患、以及被迫在沒有足夠止痛藥或者麻醉的情況下為患者進行截肢手術。他們譴責以色列在戰事首幾個月對加沙的全面圍困，導致他們救死扶傷所需的醫療物資嚴重短缺。他們逃離了被以色列軍方強行疏散或襲擊的醫院，同時也須作出令人難以想像的決定——為自身安全而被迫把病人留在醫院。

在戰事期間醫護人員所承受的壓力

無國界醫生精神科醫生馬翁（Audrey McMahon）最近從巴勒斯坦被佔領區回來，她說在加沙工作的醫護人員正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工作。

馬翁說：「由於轟炸或不安全因素，他們多次被迫將病人留在醫院。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為自己不能做得更多而感到內疚。有時候，他們還會因為選擇先保護家人而不是到醫院治療病人而愧疚。」

無國界醫生約有300名巴勒斯坦員工仍在加沙，包括蘇里曼醫生（Ruba Suliman），她在拉法印尼戰地醫院工作。她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一起流離失所，現時住在加沙南部拉法的一個避難所。

「無人機傳來持續的噪音不絕於耳，有時候真的很難入睡。幫助周圍的人，我義不容辭，同時我也有責任去救我的孩子。雖然我們還活著，但是過得不好。我們很累，所有人都筋疲力盡。」

在加沙的醫護人員與其他生活在這片圍困之地上的220萬人面對相同困境。這些醫生、護士和緊急救援人員都失去了家園，他們有些人生活在帳篷裡，當中許多人的朋友和家人都被殺害。

一名巴勒斯坦醫生說：「這不僅是失去（在加沙被破壞的）房子，而是失去了那些拼湊成你的所有微小細節。我最喜歡的咖啡杯、媽媽的照片和我特別鍾愛的鞋子。」

心理代價和人命損失

長期遭受如此密集和嚴重的創傷事件，導致身處加沙的一些巴勒斯坦人的心理狀態正被摧毀。這也包括醫護人員，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顧慮戰事。但他們還是擔心，害怕發生在病人身上的事也會發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

「儘管醫護人員的心理狀態並不好，亦持續擔心其家人的安全，但他們還是一直在工作，這就增加了本已非常巨大的工作壓力。每位病人個案都可能觸發醫護人員的情緒開關。」── 無國界醫生在加沙的心理健康活動經理岡薩雷斯（Gisela Silva Gonzàlez）

無國界醫生在加沙的心理健康人員說，他們看到一些醫護人員身上出現了因持續不斷的心理壓力和疲憊導致的症狀。工作人員正在經歷焦慮、失眠、抑鬱、干擾性思維、情緒逃避和噩夢，這些均會增加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

無國界醫生正嘗試為醫護人員緊急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儘管要擴大這種支援，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無國界醫生在加沙的心理健康活動經理穆薩多（Davide Musardo）說，為專業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救援與給予患者的很不一樣，因為醫護人員更瞭解自己工作的影響。

穆薩多說：「我們基於員工的經歷，為他們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活動。這主要是一種心理輔導，讓他們可以向其他專業人員表達其經歷。我們試圖通過大量的心理教育，為他們提供更專門的服務。」

拉法遭迫在眉睫的攻勢加重員工壓力

提供心理支援和治療的最基本要素是安全，而在一個連照顧者都不安全的環境中，是不可能建立復原力和應對機制的。在加沙，沒有人也沒有地方是安全的。根據當地衛生部門，從10月7日起，已有超過34,000人被殺害，包括499名醫護人員，其中5人是無國界醫生員工。

無國界醫生心理學家維拉米爾（Amparo Villasmil）曾於今年2月和3月份在加沙工作，她說：

「當我們說加沙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所指的不僅是炮擊，而是甚至在人們的心裡也沒有一處是安全的。他們生活在需要時刻保持警惕的狀態下，無法睡覺，擔憂自己隨時都可能離世，因為入睡後他們就不能快速作出反應逃跑或保護家人。」

維拉米爾補充，指以色列即將對拉法發動進攻令醫護人員和平民感到不安和痛苦，據估計現時有 150 萬人擠在拉法，生活條件十分惡劣。

維拉米爾講了一個關於她同事的故事，該同事剛剛聽說對拉法開展進攻的消息已獲確認。「有一次，我在樓梯上看到一名同事。他是位心理學家，並常常充滿活力且為人樂觀向上，但當時的他把頭靠在膝蓋上。眼淚在他眼眶中打轉，他告訴我他累壞了。他問我他該怎麼做，能去哪裡，戰事甚麼時候會停止。我無法回答他。」

無國界醫生重申

加沙必須立即實現持續停火

以防止人們的生活遭受更多破壞和出現更多人命傷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