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難民兒童成為無國界醫生救援人員──索羅的故事

索羅（Moses Soro）現居英國，是無國界醫生財政及人力資源經理。他分享自己如何由難民兒童成為無國界醫生救援人員……

Plumpy’nut─我已數十年沒看過它。

我曾在敘利亞擔任無國界醫生的財務及人力資源經理，盡力確保我們的醫療項目有足夠的人力物力。

我們在其中一個項目為病人提供 Plumpy’nut，那是一種用作治療營養不良的營養添加花生醬。

最後一次看到它是我兒時患上營養不良的時候，當時無國界醫生給了我和我的家人這種花生醬，相信救了我一命。

起點

何以我會在無國界醫生工作，這是個漫長的故事，容我長話短說。

我來自南蘇丹。南蘇丹在獨立前曾是蘇丹的一部分，當時南北雙方進行一場曠日彌久的戰爭。

在這持久戰下長大，你會看到許多從前線歸來的傷者。我們就讀小學時須被徵召去接受軍訓，而為逃離戰事亦不得不經常搬家。

然而，衝突最終還是找上了我們。我仍記得炸彈爆炸的巨響，以及飛機在頭頂飛過，感覺任何人都會成為攻擊目標。

當時我仍是個青少年。我的父母決定我們必須撤離，逃離戰區。

我們村莊與鄰近村莊的所有村民都越過邊境成了難民。

烏干達

逃往烏干達後，我們雖遠離戰禍，但仍面臨嚴峻的情況。

我們被迫住在叢林中和睡在野外，飽受風吹雨打；我們被蚊叮蟲咬，許多人因而患上瘧疾。那裏也沒有廁所，霍亂隨之爆發。
 
身旁的人，尤其是孩童，生命都危在旦夕。我來自一個大家庭，幾個兄弟姊妹也相繼離世。

無國界醫生在此危急關頭下出現了。那時候他們是第一個到達的組織，也治好我的病。

這段經歷一直讓我銘記於心。隨着我逐漸康復時，其他組織相繼進駐，讓難民營變得更規範，我也重返校園並最終考上大學時，我不斷提醒自己「將來我要加入無國界醫生工作，回饋他們對我的慷慨幫助」。

若沒有無國界醫生，或許我早就如我的兄弟、表親和那些捱不過絕境的人一樣，當時就死去了。

下一步

我和家人終獲重新安置，而我亦到英國的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南蘇丹獨立後，我又回到當地受訓，並成為銀行經理。其後，我先後加入兩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前者關於培訓政治人物的善治能力，後者則關於公民參與。繼而我投身政治，希望能藉此服務我的社區。

雖然我從未忘記對自己的承諾，但我知道一日還活躍於政界，就不該加入無國界醫生，這違背了組織中立及不偏不倚的原則。

搬回英國後，修讀了人力資源管理的碩士學位以培養有關技能，之後我終於申請加入無國界醫生。

敘利亞

當無國界醫生告訴我，我將被派往一個在敘利亞的項目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我曾在電視新聞中看過一些關於敘利亞戰爭帶來的破壞。雖然這難以比擬，但某程度上我覺得那裡的人們跟我的經歷很相似，甚至比我的更糟。

無國界醫生在敘利亞開展許多不同的醫療項目，我參與了其中兩個：一個為當地的長期病人提供所需的藥物治療和支援；另一個則治療那些被拘留的結核病人。

我主要負責行政工作，以確這些項目能順利運作。這意味着要招聘大量人手，當中包括要確保所有申請人都能夠清晰了解我們的做法及政策。此外，我們也會舉辦多項培訓及在職學習，以培養我們團隊的技巧和信心。

我與我的敘利亞同事們坦誠相待，願意告訴他們自己曾是難民的遭遇。由於曾在衝突中存活下來，我深知流離失所的感受。許多敘利亞人跨越邊境以逃離戰爭，但更多人則是在境內顛沛流離。我嘗試鼓勵他們，讓其不至絕望，並慰勉他們局勢終將轉趨穩定，可再次快樂地生活。

自我提醒

我在敘利亞辦公室第一次看到plumpy’nut後，便留了一包放在我的桌上，提醒自己當初得到的救助以及留在這裏的使命。

現時我已身處英國，本來打算把那包plumpy’nut給我的孩子們看，希望他們知道它的樣子並告訴他們：「若沒有它，我就不會有機會成為你們的父親。」

然而，離開敘利亞時行色匆匆，忘了帶走那包在辦公室桌上的plumpy’nut。回去後我只好跟孩子們說：「我在無國界醫生工作，全因他們曾幫助我。」

近來我又開始迎接一項新挑戰──正受訓成為倫敦警察廳的警員。但當我完成基礎訓練後，我希望能再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任務，繼續用自己微小的方式，回饋我曾受過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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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無國界醫生捐款者的話

若沒有無國界醫生捐款者的幫助，或許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裏。

我第一次見證無國界醫生工作的重要，是我在烏干達作為一個年輕難民的時候。當時我身陷困境，無國界醫生給予所需的醫療護理。 當我加入敘利亞的無國界醫生團隊時，看到團隊為最有需要的人提供治療，讓我再次感到組織救援工作的重要。

作為無國界醫生的財務經理，我可以告訴你，預算中所用的一分一毫都有依據，亦按照救援行動的優先順序和當地需要而定。因此，你的捐款將用得其所，可提供莫大幫助。我所言非虛，這不只因為我在無國界醫生工作，而是組織在我需要幫助時施以援手，而你們的慷慨也讓我永遠銘記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