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一群－－蘇丹達爾富爾救援日記

在達爾富爾，一天的工作很早便開始。大家早上七時便起床，理論上，每天工作至下午四時，但大部分無國界醫生的國際救援人員都會在辦事處工作至黃昏，當我們返回住宿營地，通常已經是晚上七時。 營地裏的生活，沒有電視，沒有上網，電台也沒有英文頻道節目。晚上我們會用街市買到的有限材料，煮出一頓「豐富」晚餐。我們經常可以吃到米飯、薯仔和麵包，有時候，甚至可從當地商店買到意粉。肉類則以雞和牛為主，但這裏的雞隻都骨瘦如柴，因此不難想象，雞蛋都十分細小。這裏沒有太多綠色蔬菜供應，主要吃蕃茄和茄子。 晚飯後，我們會邊喝著咖啡或茶，邊分享自己之前到其他地方參與救援工作時，所遇到的人和事。在「無國界醫生」工作最常見的情況是，你永遠會發現某個你認識的人，竟是來自世界的另一方的人所同樣認識。感覺，就如一個大家庭，彼此緊密聯繫著。此外，我們也會談到自己此刻最想吃的東西、浪漫情史、流言閒話。最後，話題總會轉到工作、診所和醫院內的病人。 經過一日漫長工作，有些人很早便休息，有些則喜歡在發電機關掉後，享受那僅得吱吱蟲叫聲的寧靜和涼快天氣。基於安全理由，埃朱奈納晚上會實施戒嚴。無國界醫生的人員於晚上九時至翌日早上六時，都要留在被磚牆重重包圍的營地裏，不得往別處走。每天廿四小時，都有守衛人員輪班駐守，但他們都沒有帶備槍械。 就這樣，新的一天又展開。 無國界醫生的診所設於利雅難民營的外圍。利雅難民營約有一萬二千人，他們所住的，是在泥地上以禾稈和塑膠搭建而成的小茅舍，而我們的診所，除了用禾稈和塑膠搭建，還加上了木和竹枝。由於其他很多志願組織都在區內提供醫療服務，所以無國界醫生的診所集中資源，為這裏被忽略的一群──婦女，提供醫療服務。 在蘇丹這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裏，除了男人可以娶妻多於一個，女人的社會地位，也遠低於男人。難民營內很多的婦女和小童，都是家裏的唯一倖存者，大部分男人和較年長的男童，都在武裝分子的襲擊中被殺。 九月一日，我在達爾富爾的第二天。 我們收到來自哈比拉(在埃朱奈納附近的城鎮)的一個電話。那裏有一個三十歲、患有貧血病的女病人，血紅蛋白是三點三，呼吸急促，血壓下降。由於哈比拉沒有醫生。於是我透過衛星電話，向當地護士詢問，來評估該女病人情況。那病人沒有出血，但腳跟輕微腫脹，可能因嚴重貧血，導致心力衰竭，但仍無法清楚貧血的真正原因。與項目統籌及後勤人員商議後，我們決定翌日把這女病人送來埃朱奈納。由於路途遙遠及安全問題，專車需要早上七時便出發。 所有來自埃朱奈納、克倫力和哈比拉救援專案，而需要進一步治療的病人，都會由無國界醫生的專車，送到埃朱奈納醫院。若他們幸運，康復出院，無國界醫生會送他們返回居住的市鎮。這些往來接送，主要由我們的後勤隊伍負責安排。考慮到當地路面情況及安全問題，汽車需要在護送下，以交接方式(kiss movement)，接送病人。「kiss movement」的意思，就是兩架載著要返回克倫力或哈比拉的康復病人的汽車，由埃朱奈納出發，與兩架來自克倫力或哈比拉，載著要送往埃朱奈納醫院的病人的汽車，在半路中途進行交接，乘客「轉車」後，留在原車的司機便駛回起點。整個過程，護理及醫療人員都會隨行。 專車在黎明時分便出發，本來一切進展順利，豈料到了下午，我們收到消息指，在通往哈比拉和埃朱奈納的路上，有暴力事件發生。我們立即提高警覺，經過一輪商議，我們決定改變計畫，把那女病人暫時送往就近另一志願組織的醫療中心。 第二天大清早，我們評估過沿途的安全情況後，決定按原定計畫，繼續餘下的兩小時路程，把那女病人送來埃朱奈納。 下午時分，護送人員透過無線電通訊表示，他們正駛往埃朱奈納後，我便到埃朱奈納醫院的急症室等候。那裏跟香港的醫院急症室，完全是兩碼子事。輪候診症的病人，排成很多條長長的人龍，有些痛得在呻吟，有些則滿身傷痕，蒼蠅則正在傷口上飽餐一頓。那裏沒有燈，沒有輪椅，沒有擔架，沒有氧氣設備，也沒有傷口包紮工具。急症室裡只有很少醫生，他們也不會像香港的急症室醫生一樣，帶備傳呼機。 終於，那名來自哈比拉的女病人被送到醫院，她的情況已很差，面色蒼白，呼吸極度困難。我嘗試找醫院的醫生，接收這病人，一些護士便到那位醫生在醫院附近的家裏找他。二十分鐘後，那醫生到來。他簡略地看看那病人，便接收了她。當我嘗試與他討論病人的病情時，他只說會為她進行一些測試。完全沒有討論的機會。我有點迷失地離開醫院，思索著若那女病人身處香港的醫院，我會如何處理，給她治療。 彭偉強

彭偉強醫生於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個生物化學學位，並於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學醫學院課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無國界醫生愛滋病治療訓練，同年十二月開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參與愛滋病治療項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遠赴非洲蘇丹達爾富爾，再次投入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