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無國界醫生塞拉利昂當地人員的分享

在塞拉利昂，無國界醫生分別在博城和凱拉洪，共設有兩間伊波拉治療中心，有超過1400名員工在工作。

 

凱拉洪的治療中心於2014年6月26日成立，至今接收到600多位確診病人，當中292人已經康復。

 

 

 

我作為輔導員的角色，就是去安慰病人、與他們傾訴、聆聽他們的恐懼和憂慮，和向他們解釋治療中心的內部情況。

 

當新病人到達中心時，我和同事們會迎接他們，並讓他們知道我們會在中心幫助他們。我亦會詢問他們曾接觸過的人士，並嘗試追蹤這些人以作進一步檢測。

 

每一天我都會查看那些沒有離開病床或帳篷的病人，留意他們會否出現放棄或認為自己活不下去的跡象。當我發現時，我會和他們傾談，告訴他們絕不能放棄，一定要進食、飲水、保持身體水份、嘗試坐起來，和走到帳篷外面接觸陽光。

 

當病人是兒童時，我們的工作會更加困難，因為他們往往太虛弱，但又不是常常找到成年人在中心內願意照顧他們。有些小孩雖然康復或病毒測試呈陰性，但其家人不幸離世，我們在聯絡其他親友照顧他們時，我們只能送他們臨時托管中心暫住，那是一間專為家人因伊波拉病逝世而成為孤兒的兒童所設的中心。我最擔心的就是這些小孩，到底他們的將來會怎樣？

 

我亦會與正在康復階段的病人聊天，對他們而言最差的情況已經過去了，但他們的恐懼和憂慮與病重的人士有所不同，我會聆聽他們的話，安慰和鼓勵他們，並告訴他們未來、家人和朋友都正在等候他們。

 

每當有病人康復出院，都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我們會給予康復人士一張證書、一些必須用品和一套新衣服，因為他們入院時的衣服和所有個人物品都要全部留下。在一片歡呼聲和握手祝賀之下，我們的健康推廣隊伍會送他們回家。

 

有時居民並不歡迎康復者回到所屬的社區，而他們的朋友仍然害怕與他們接觸。遇上這些情況，康復者會與我聯絡，我會告訴他們應為自己感到驕傲，不畏懼和不用理會他人閒言閒語，因為他們已經康復了。

 

面對著病人的離世的確使我很難過，儘管醫護人員盡力搶救，病人仍被病毒所打敗。而我的職責就是與死者的家人聯絡，告知他們消息及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出席葬禮，這是我工作中最艱難的一環。

 

 

我是來自塞拉利昂鄰國幾內亞的，當時來塞拉利昂是為了學習英語。

 

伊波拉爆發前，我可以過境返家，但現在邊境已經封閉。

 

伊波拉出爆發前，我在銀行工作，也是一位學生，但現在我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現在於無國界醫生在凱拉洪伊波拉治療中心的水利衛生專責小組工作。我最初是一位除草工人，之後是一位木匠，負責協助興建這間中心。其後，我變成一位噴霧員，職責是坐在門口，向每位進入和離開中心的人士的鞋噴灑氯溶液。接下來，我轉為在中心內工作，負責在防護衣卸除區，指示工作人員除下黃色保護衣的整個漫長程序中的每一步，以及在他們的保護衣和膠靴噴灑氯溶液。

 

現在我負責感染控制，職責是抑制病毒擴散，我會消毒治療中心內的帳篷、廁所、救護車和屍體。氯是我的最好朋友，我知道只要使用正確的話，我能使治療中心變得更安全。

 

我的工作使我看到伊波拉最殘酷的一面，當救護車送來一個又一個的病人，很多時被送來時已過身了，不到打開車門的一刻，你也不會知道裡面的人是生是死。我會協助帶領病人去到分流帳篷，在那裡他們會獲發食水和小食，讓他們在漫長累人的旅途過後能稍作休息。如果有人死了，我的職責是消毒其屍體及為埋葬隊伍作預備。這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我和同事往往是最後看見死者的人。對於這些被伊波拉奪去生命的人，我會展示出尊敬。我們亦會消毒救護車，以便可以繼續用來接送更多病人。

 

有時，如果病人來自治療中心附近的城鎮或鄉村的話，我需要到病人的家中進行消毒。我會在牆壁、傢俱、廁所和地板噴灑氯溶液，社區上的居民經常會用懷疑的目光看待我，我只會低下頭來，盡我所能令這地方變得安全。

 

當有病人過身時我們的中心總是十分忙亂的，屍體流出的體液證明那位病人曾對抗病毒，只是病毒太強而已。當發生這些事時，我會用吸水的抹墊和氯溶液抹去所有死亡痕跡。

 

當我穿上黃色保護衣、手套、口罩及配備噴霧器時，我感到安全。我非常認真對待我的工作，因為作為一個衛生清潔員，我常常曝露在風險之中。這項工作是勞動密集型的，而我必需在清潔和搬抬屍體時穿著防護衣物，這使我大量流汗，我要遵從守則，只能緩慢地走動，我一旦出錯，將可造成嚴重後果。

 

我知道我的國家幾內亞同樣正在對抗伊波拉的這場戰役，但我很高與可以在這裡幫忙。我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因為我知道我可以讓這裡變得不一樣。

 

 

我是無國界醫生在塞拉利昂凱拉洪伊波拉治療中心的健康推廣員，我站在對抗伊波拉疫情的前線，全因這是我的社區，我要盡所能去說服這裡的居民，伊波拉疫情是真有其事。

 

作為一位健康推廣員，我堅守我的信念：預防勝於治療。我開展推廣工作已經三個月了，我走到不同的村莊，到那些喪失了家人和鄰居的社區裡，教導他們病毒的相關知識。

 

每次我接觸一條受影響的村莊時，也知道會有風險，但我做足準備。我開車通過檢疫站，下車時會穿上白色膠靴和無國界醫生的外套，準備為居民帶來訊息和娛樂。我會用傳單、電台廣播和自己的聲音去澄清外界對伊波拉病毒的誤會。我通常受到村民歡迎，他們亦會聆聽我的說話，但有幾次村民嘲笑我和不理會我，因為他們不相信我的話。

 

我的工作是要勸喻人們洗手、避免進食野生動物、避免與別人共享食物，以及最重要的是不要互相接觸。

 

即使有如此多的恐懼和死亡，仍有人不相信疫情，我堅持嘗試告訴他們不要做任何會令人們走近的事情，必須保持距離，有鄰居和朋友生病時不要趕著去幫忙。他們必需改變生活習慣直至這可怕的疾病離我們而去。

 

我亦會向他們介紹治療中心，告訴他們病人在那裡後，病情可以改善，雖然也有很多病人在中心病逝，這是因為他們太遲來中心求醫，以至病毒已經佔據全身。對於社區而言，治療中心是人們一去不返的地方，很多病人都死於中心之內，不少人會問：「如果現時沒有有效療法，那醫護人員如何使我們病情好轉？」

 

當我們帶著康復者回到村莊時，這許多的疑問都會被忘掉，村民們會露出燦爛笑容，一起唱歌、跳舞，有時祈禱慶祝。對於失去親友的人而言，這提供了一個希望，對我而言，則是肯定了我的工作。

 

不幸的是，不少康復者在社區中沒有地位可言，其他人會認為他們是危險的，需要避而遠之。在這些情況，我會探訪康復者的村莊，嘗試說服居民康復者已經沒事，也不會構成威脅。我會這樣向居民解釋和作出保證，而且會親自接觸康復者，讓其他人知道他們並不可怕。

 

我是一個對抗伊波拉的戰士，透過宣傳來中斷病毒的傳播鏈，我會繼續下去直到打敗伊波拉為止，而我相信我正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