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s

我是一名后勤人员，已经为无国界医生工作了五年，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无国界医生在巴基斯坦以外的救援任务。 我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参与无国界医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入境者医疗项目，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在城市内为入境者提供医疗护理与无国界医生的一般项目完全不同。

在蒂默加拉工作了一个多月，已习惯了繁忙而紧张的生活。 每天早晨八点不到，我们就从驻地出发去医院。按要求，我们要换穿当地的民族服装，女同事还要蒙上头巾和面纱，仅露出一双眼睛。坐车也有要求，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女不能混坐，必须男同事坐前排、女同事坐后排。 到医院后，所有人员开晨会，会后分头工作。在这边，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待命，只要急诊科、手术室、病房打电话过来，那怕半夜三更，也要立即上手术。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还身在英国利物浦，修读热带医学课程临近尾声之时，收到无国界医生的电邮，给予我第一次任务的邀请──南苏丹的皮博尔（Pibor）。由二零零九年八月向无国界医生递交申请表，第二年到菲律宾面试，跟着辞职到英国读书；不知怎的，走到这一步，「临门一脚」竟然有战战兢兢之感，从英国回到香港休息却坐立不安，晚上睡得不稳。我想，终归是人，无论怎样一鼓作气，要独自一人在荒凉的异地一段时间，恐惧，是自然不过的事；不能回避，只得面对。终于，在一月二日起行了。

周六上午查完房，到急诊室看病人，突然发现很多穿着警服的人。正在纳闷，接到电话通知，刚刚发生了炸弹袭击，有警察伤势严重，正送往我们这里，要求立即准备。 病人很快送到，四十五岁，是个体重超过二百斤的大块头，左上肢血肉模糊。病人脖子短、口小，还留着大胡子，张口检查只能看到软腭，气管插管有些困难。但没有选择，只能先给他静脉滴注镇静剂，往咽喉做局部麻醉。几经周折，终于插管成功。

普什图族是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热情好客。住在蒂默加拉的沙利玛老妈妈一家，就是普什图族家庭。沙利玛有六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成家后仍住在一起，他们又分别生下五至八个孩子，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蒂默加拉是山区，不少家庭选择到中东一些产油国工作。沙利玛的第三个儿子就在沙特一家旅行社工作，定期回家团聚。元旦过后不久，三儿子休假回家，沙利玛家庭举行大聚会，近五十人一起聚餐。

不知道其他方言里，有没有「撑（读第三声）」这个说法；在武汉方言里，是用力压住的意思。在武汉工作时，临床麻醉中，有时会碰到病人在苏醒时出现躁 动，常需其他医务人员「撑住」病人躁动的肢体，免得病人摔下手术台，或打到东西、伤害到自己，同行将此戏称为「撑麻」。在巴基斯坦，我做了一回真正的「撑麻」撑住病人做麻醉。

今晚，我们的项目统筹朱莉提议在「马尼拉屋」举行一个小型的圣诞树装饰派对。（你看，这个项目里有五间国际人员的小屋，每间都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让我们感觉份外不同。）我们要从零开始，把房子和那棵早前买的简单圣诞树布置起来。今天工作过后，我和室友一起留在屋里用白纸条折幸运星，然后用线把星星串起来，围着圣诞树。（想不到会这么漂亮！）

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平安夜，本应放松心情度佳节，我们却在忙着抢救一名受枪伤的少年：一颗子弹在他体内制造出八个小洞，令人心惊肉跳。 小镇蒂默加拉的枪支管理比较松懈，邻里之间时常因纠纷发生暴力冲突。在此地，枪伤并不算新鲜事。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刚做完两台剖腹产手术，还没来得及擦汗，就接到急诊室的电话，一名十五岁少年受枪伤，需要麻醉科医生会诊。

当地员工对于我来自中国香港这一点非常好奇。首先，他们很惊讶我会说法语。无国界医生在这里的所有国际救援人员中，他们甚少见到中国人。其次，我相信因为中国日益重要，他们对任何「中国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当他们看到我的T恤上的中文字，他们都非常兴奋。然后有些人开始带来印着中国字的帽子和T恤衫，问我那些字是甚么意思……他们开始在小纸条上写下法语句子，让我用中文写下对应的句子……

我终于动身前往我的项目所在地了。由于瑞安航空堪称严紧的重量限制，我被迫放弃部分行李，只携带少量行装。我要乘坐的飞机是覆盖乍得全国航空网络的其中一架人道救援飞机。出发前的安检看起来纯粹是马虎了事──金属探测器的声音响起却没有人被搜身。非政府组织的人排成一排，等着登上各种各样的飞机，还有一大群联合国士兵正登上一辆大飞机，从他们臂章就知道他们是拉脱维亚人。我曾听说联合国要从乍得撤军，我想他们就是其中的一部份。登上我乘坐的六十座小飞机后，我看到机舱上有一张巨大的贴纸写着「美国人民的美国国际开发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