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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沒想過來到南蘇丹這個對我來那麼遠的地方，都會遇到來自自己國家的病人！

今天手術期間收到急症室的召喚，說接收了一名創傷病人。我趕到現場時大吃一驚，竟然遇到幾位說着普通話的中國人！他們穿上紅色的工作服，其中一位病人正躺在床上、不斷發出哀鳴聲。

這次已經是我人生中第八次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任務了，但真還從未遇上過病人是同胞！

香港在9月初先後受到超強颱風「蘇拉」和暴雨威脅，掛起了10號颶風信號和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多區的交通受影響，建築物受損。看著新聞報道各區最新的天氣和交通情況，令我想起兩個月前身處在庫萊（Kule）難民營。

我在埃塞俄比亞執行救援任務時，正值當地的雨季。每星期有一天、半天見到陽光，其餘時間都總下著雨。而且雨水好像無窮無盡的，特別在晚上會不停拍打我房內唯一的一扇小窗，然後房間的屋頂會開始漏水了。如果雨下了半小時，醫院和居住的營地便會開始水浸，一步一驚心。

克勞蒂亞（Claudia）在無國界醫生位於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的圖爾高（Turgeau）緊急醫療中心擔任護士主管，她描述其團隊在動盪局勢和經濟困境下如何提供至關重要的醫療護理。

卡薩姆（Sherwan Qasem）是無國界醫生緊急項目主任，目前在組織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辦公室工作。來自敘利亞的他，於2012年被迫前往土耳其避難。

他一開始在土耳其為無國界醫生工作時擔任翻譯員。此後，他做過不同崗位，包括在敘利亞和土耳其的醫療項目擔任項目統籌，直至2017年移民到荷蘭。

今日的手術日程排得又是滿滿的。最後一項手術是骨折創傷支架固定手術，病人是一個八歲女孩。

早前於急症室接收她時，為她作簡短問症及身體檢查，得知她原來是蘇丹人，也是從蘇丹逃避衝突，遇上交通意外而受傷的。她左邊大腿前面所有皮膚組織都給削掉，露出肌肉、血管、神經線，與及多塊骨折碎片——簡單來說就是血肉模糊，情況十分惡劣。

經歷2019冠狀病毒病的洗禮，三年後我又再回到這地，南蘇丹本提烏（Bentiu）無國界醫生的醫院工作。

還記得2020年初，我在這裡服務的時候，南蘇丹還未開始受到疫情大流行的侵襲。2023年的今日，我們經歷過隔離、封城、搶口罩、做快測等，但來到這國度，彷彿一切從未發生。南蘇丹人仍受到衝突、貧窮、疾病的折磨，就像新冠對他們來說，也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困難。我們關注的「晚上可否堂食」、「何時變回一線」等，又豈能跟他們每日要面對的苦難相比呢？

在希臘萊斯沃斯（Lesbos）島，不少前往歐洲尋求安全的人被迫活在邊緣，無法開始重建生活，亦無從得知自己的未來。無國界醫生心理學家博格倫（Johanna Bogren）在困住那些人的營地中工作，並分享了她的所見所聞……

「一個心理學家是做甚麼的？」近幾個月來我已嘗試解答這條問題千百遍。事實上，自我畢業和開始在這專業範疇工作以來，就不時聽到這問題。然而，這裏的情況不太一樣。到底我該如何向那些墮入絕望深淵的人解釋呢？

在阿卜耶伊（Abyei）鎮上演了一場熾熱氣氛不亞於世界盃的足球賽，而這個足球場亦見證無國界醫生團隊如何與社區建立連繫，並融入當地生活。

卡利勒（Abdulrahman Khaleel）擔任無國界醫生在阿卜耶伊的項目統籌兩個月後，他發現到加強組織與當地社區連繫的契機，而該社區在一年前仍被族群的暴力衝突所撕裂。

這個想法非常簡單：舉辦歷時多天的足球賽事，讓當地人聚在一起。

無國界醫生在也門亞丁（Aden）開設的創傷中心內，護士達揚（Anis AbdRaboh Dayan）目睹了槍擊暴力和內戰對成人和兒童帶來的殘酷傷害。

自無國界醫生的創傷中心開設以來，達揚便一直擔任深切治療病房護士，至今長達11年。他深刻反思了戰爭的後果，以及護理工作帶來的影響。

德班尼（Maurizio Debanne）最近剛從地中海回來，他是無國界醫生團隊的其中一員，協助拯救那些逃離利比亞惡劣困境的移民。他分享了以下經歷......

「我們可以選擇做哪些訓練，但你無法選擇參與哪個救援行動。」

這是搜救隊成員在一次救援訓練中說的第一句話，它已深深地刻在我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