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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我正式收到無國界醫生在比利時和盧森堡舉辦的為期共十五天的培訓邀請，這次培訓讓我對這個組織、對我以後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和認識。這個培訓是特地為第一次即將奔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志願人員設定的，讓所有即將出發的志願人員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識準備。

我是一名實在是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來自中國四川。二零零八年的汶川大地震，讓我經歷了平生最大的苦難時刻，它改變了很多人對生活、世界的態度和思考，我應該是其中之一。

在皮博爾（Pibor）渡過了頗平靜的一個多星期，忙碌的日子便來臨了。是否我「黑仔」呢？住院部「收爆」，病房有人滿之患，我們甚至要商討後備計劃，若情況持續，需要增加病床，便要搭建臨時帳篷；幸好，這星期收症的情況暫時放緩。 忙碌，不是最辛苦；最難耐的，是只得你一個人在忙。 因為長年內戰，缺乏教育設施，絕大部分蘇丹人的教育程度很底，懂說英文的已經很難得 (有些部門的員工只曉說簡單英語，不懂寫)。

巴基斯坦與中國時差三小時，在異國他鄉，我過了一個不同尋常的中國年。 除夕凌晨：接連接生三名嬰兒 二月二日淩晨二時四十三分，我被一陣電話鈴聲喚醒，是比利時助産士安（Ann），說是有産婦子宮破裂出血，需緊急搶救。

華人參與任務和西方人最不同的就是，他們耶誕節要回家，華人過年要回家。 去年我本來是滿心期待要在前線裡面和同事一起過聖誕節的，但十一月底媽媽突然進了加護病房的消息從香港，布魯塞爾，和巴基斯坦三方面十萬火急撲天蓋地的傳到馬西西，經過三十四小時的旅程，我回到台灣家中。一個月又十天後，我居然又踏上往馬西西的旅途，而家人對於我能夠在母親病重時趕回台灣已經相當滿意，對於我不能在家裡過農曆年就相對能夠諒解。

我是一名後勤人員，已經為無國界醫生工作了五年，但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無國界醫生在巴基斯坦以外的救援任務。 我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參與無國界醫生在南非約翰内斯堡的入境者醫療項目，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經歷，在城市內為入境者提供醫療護理與無國界醫生的一般項目完全不同。

在蒂默加拉工作了一個多月，已習慣了繁忙而緊張的生活。 每天早晨八點不到，我們就從駐地出發去醫院。按要求，我們要換穿當地的民族服裝，女同事還要蒙上頭巾和面紗，僅露出一雙眼睛。坐車也有要求，按當地的風俗習慣，男女不能混坐，必須男同事坐前排、女同事坐後排。 到醫院後，所有人員開晨會，會後分頭工作。在這邊，我們每天二十四小時待命，只要急診科、手術室、病房打電話過來，那怕半夜三更，也要立即上手術。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還身在英國利物浦，修讀熱帶醫學課程臨近尾聲之時，收到無國界醫生的電郵，給予我第一次任務的邀請──南蘇丹的皮博爾（Pibor）。由二零零九年八月向無國界醫生遞交申請表，第二年到菲律賓面試，跟著辭職到英國讀書；不知怎的，走到這一步，「臨門一腳」竟然有戰戰兢兢之感，從英國回到香港休息卻坐立不安，晚上睡得不穩。我想，終歸是人，無論怎樣一鼓作氣，要獨自一人在荒涼的異地一段時間，恐懼，是自然不過的事；不能迴避，只得面對。終於，在一月二日起行了。 我首先飛往布魯塞爾總部作簡介，才往蘇丹。

周六上午查完房，到急診室看病人，突然發現很多穿著警服的人。正在納悶，接到電話通知，剛剛發生了炸彈襲擊，有警察傷勢嚴重，正送往我們這裡，要求立即準備。 病人很快送到，四十五歲，是個體重超過二百斤的大塊頭，左上肢血肉模糊。病人脖子短、口小，還留著大鬍子，張口檢查只能看到軟腭，氣管插管有些困難。但沒有選擇，只能先給他靜脈滴注鎮靜劑，往咽喉做局部麻醉。幾經周折，終於插管成功。

普什圖族是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熱情好客。住在蒂默加拉的沙利瑪老媽媽一家，就是普什圖族家庭。沙利瑪有六個兒子、五個女兒，兒子成家後仍住在一起，他們又分別生下五至八個孩子，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蒂默加拉是山區，不少家庭選擇到中東一些産油國工作。沙利瑪的第三個兒子就在沙特一家旅行社工作，定期回家團聚。元旦過後不久，三兒子休假回家，沙利瑪家庭舉行大聚會，近五十人一起聚餐。